簦睽祖国击楫赴星洲 英才同乐育异地识清流
李春鸣与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新加坡华侨中学(Hwa Chong Institution) 原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The Chinese High School)，是已故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发起，于1919年3月21日在新加坡创办的一所传统的华侨学校。自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华侨中学一直使用中国课本，用中文教学。1980年政府决定将全新加坡推行英语教学，华侨中学也逐渐转型，今天华侨中学已经是新加坡最顶尖的中学之一。她至今仍保留着比较浓厚的传统中华文化背景，从初创时仅招收78名学生发展至今，成为面向新加坡及东南亚各国招收中学生的高级学府。学校历经沧桑，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不懈努力，是深受海外华侨华人推崇和享有崇高声誉的优秀华侨学府。
李春鸣（字霆震，号村民），1894年8月1日生于江苏南通西亭镇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16年6月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7月担任位于南通的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国文兼说文老师。1919年由上海教育会会长黄炎培先生介绍，负笈担簦首次出洋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任国文教师。李春鸣先生于1919年12月至1923年7月和1927年1月至1929年底前后两次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服务有8年时间，1927年任国文教员兼训育主任。
李春鸣自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任教开始，在海外48年一直从事“投荒万里念余年，故我依然舞教鞭”的华侨教育的职业生涯，在爱国进步的华侨教育事业中留下了深深的脚印。他的《心声集》开篇第一首诗，《南游示同舟》戊午（1918年）写到：“担簦睽祖国，击楫赴星洲。浪迹七千里，虚生念六秋。英才同乐育，异地识清流。回顾来时路，悠悠结杞尤。”充分表达了当时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任教的心情。
自光绪31年(1906年)在南京创办，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校——暨南学堂起，海外华侨子女回国就学者甚多，而家长酷爱子女又不情愿让他们离开自己远渡重洋回国读书，一般高小毕业后失学者不乏其人，鉴于这种情形，一些有志之绅士提议在南洋交通便利之处设立一所中学。加上暨南学堂于1911年10月停办，华侨渴望在新加坡创立一所华侨中学的呼声日益增长，1917年暨南学校复办又因欧洲战争爆发，船舶减少，回中国读书十分不便，暨南学校校董黄炎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委托赴南洋考察华侨教育，之后，他又于1919年春和1921年春两下南洋，每到一处，均开会演讲，调查访问，介绍学校办学情况和计划以及征集南洋商品，劝导侨生回国就读，受到南洋侨胞的热烈欢迎。
为南洋侨校介绍人才，延聘教员是南洋各埠办学的一大困难，因此，黄炎培把为南洋介绍教师人才列为暨南学校工作之一，仅在1919年，以黄炎培个人或学校名义介绍到南洋担任中小学校长及教员者就不下30余人，李春鸣是黄炎培个人推荐南通籍人士到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担任国文教员的第一人，在暨南学校的学监涂开舆和补习科主任许克诚就分别被聘任为新加坡中学和槟榔屿中学校长。学校所介绍的教员，所需要经费有的由学校全部垫付，有的由学校贷给一部分。南洋各埠高小毕业生日渐增多，华侨子弟升学急待创办中学是华侨的当务之急。1917年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及国风幻境社的诸君，现身说法筹集巨资，多数侨胞慷慨解囊为创立学校出钱出力。1918年7月6日，南洋华侨中学筹办处函托上海教育会长黄炎培访聘学校校长和教员。
最早比较认真地提出组建南洋华侨中学构想的是陈嘉庚先生,他于1913年就提出了创办中学的意见书，惜乎应者寥寥。1917年，南洋华侨公举谢碧田为代表，函请中华民国资助南洋华侨在新加坡设立一所中学。当时的民国政府对南洋华侨的建议表示支持，并已将拨款赞助一事列入了政府的经费预算内，但有可能是政府只是“口惠”，也可能是南洋帮派纷争不够团结，不能及时提出有效的建校方略，创办中学一事，搁浅沉寂。
1918年，新加坡同德书报社通过演剧筹得一万六千五百多元，并有意把这笔款项用于开办南洋第一所中学，故于当年4月30日在《叻报》上刊发了一则邀请华社和商界名流聚商筹办中学的启事，云“特此函请诸君，定于阳历五月五日下午一点钟，驾临敝书报社，磋商组织方法，积极进行。庶几筹办有绪，中学可以早日观成，则吾侨幸甚，学界前途幸甚”.同德书报社登高而呼让华社重新思考创办中学的可行性，他们磋商后，主动联系陈嘉庚商议筹办中学。陈嘉庚亦捐资一万三千元，同德书报社捐出一万六千五百元，林义顺、曾江水等合国风幻境捐资一万七千元，加上本地商号和富商们积极捐资共约三千五百元，凑得经费五万元，对创办南洋华侨中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至此，陈嘉庚办校信心倍增。
1918年6月8日，在陈嘉庚的召集下，同德书报社代表，以及新马十六所小学的总理联名发布通告，倡议筹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18年6月15日，同德书报社代表，以及新马文教界翘楚们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正式商讨中学筹建计划，确定中学的地点定于新加坡，学校定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公推陈嘉庚为总理兼财政，林义顺为副总理，由陈嘉庚函托黄炎培先生延聘校长及教员，并确定筹办处就设在中华商务总会内。1918年6月26日，南洋华侨中学校举行第一次董事会议，提议购置小坡利民律两座洋楼加以修茸作为校舍，此提议在其后的7月6日的第二次董事会上得以通过，购置费用为二万七千元。
1918年7月15日，开始刊登招生广告。1919年3月21日南洋华侨中学校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首期收录学生78名。涂开舆（字九衢）先生出任该校第一届校长，涂开舆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毕业，来新加坡前曾在南京暨南学校任学监兼教员，1919年2月7日他与教师李康源一起到校，最初只有9名教员，教员中不少是名师出身。南洋华侨中学校开学之时就是新加坡非常知名的学府，也是当时南洋的第一所华文中学，陈嘉庚先生顺理成章的成为华侨中学能够顺利开办的核心人物。
保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特藏馆里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册》中，首任校长涂开舆先生“本校概略”中写到：“民国六、七两年，星洲同德书报社及国风幻境诸君，提倡尤力，国风幻境诸君并现身说法筹集巨资，每至一埠无不竭力鼓吹，使多数侨胞对于本校，涵宜创办之理由，益为了解其影响所及诚非浅鲜，此为创办吾校之第一时期”。李春鸣在该毕业纪念册作《序三》中写到：“之刊其意固在此不在彼，也抑有进者南侨事业文化尚未发达，诸君尤当本此一贯之精神与诚意，互相联络，奋发策励，俾将来领袖南国牖启同侨，那时学业所诣事功所就，以与今日相较”。
同德书报社的社友们对南洋华侨中学校的贡献亦可圈可点：1.南洋华侨中学第一、二届（1919、1920）校董兼查账员何仲英是同德社友，并于1922、24年两度出任同德书报社社长。2.同德社友何葆仁博士，继涂开舆、鲁士毅之后，出任华侨中学第3任校长。3.同德社长徐统雄（1923年）是华中第5届校董（1923-1925年）。4.同德社长李振殿是华中第7届校董（1927-1928年），第8届校董会副总理（1928-1929年）。5.同德社长王吉士，从1928年到1941年，一直担任华中校董。6.至于李光前先生，他大约于1920年代加入同德书报社，1927年开始担任华中校董，1934-1954年间，他一直是华中校董会主席。李光前对华中的贡献，可比肩陈嘉庚先生。以上简列所事，可以看出同德书报社同南洋华侨中学的密切关联。华侨中学从开办到维持到兴旺，一直都和同德社友们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1919年3月13日、14日，南洋华侨中学在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组织新生考试，前来受试学生有80人，经过考试有78名学生进入南洋华侨中学校就读，3月16日、17日学校将首批录取的78位中学生名单全部刊登在《叻报》《新国民日报》等新加坡各大报纸上。19日、20日各大报纸刊登了以校董、校长的名义发出的“开幕礼柬”。3月21日下午1时，学校在利民律15号隆重举行“南洋华侨中学校开学典礼”，宾朋满座共进行了16项内容：振铃开会，奏乐，乐歌，向国旗校旗行三鞠躬礼，向孔子圣像行三鞠躬礼，校长报告本校经过，领事训话，来宾训词，总理训词，教员训词，校长答谢词，乐歌，奏乐，振铃闭会，摄影，茶话。
3月27日学生分三班上课，普通科两班甲班32人、乙班21人，补习班25人。当时普通班学生余坦先毕业后对学校赞誉述到：“俱南洋学校之精萃，一时之俊秀，咸孜孜于学业之途，由由然乐得其所，诸夫子善诱循循，热心教育，授以诚，学以诚，精进淬厉，蓬蓬勃勃，开南侨教育界空前之景象，可谓盛矣”。1919年该校下学期有学生90人，1920年上学期104人、下学期120人，1921年上学期122人、下学期144人，1922年上学期153人、下学期150人。
学校组织共分三大部，既教务部、训育部、事务部，各部有规程和划分权责。教员1919年10人，1920年15人，1921年17人，1922年18人,许多教员都是名师出身。例如：跟随涂开舆一起于1919年2月7日到校学监兼国文教员李康源（字幼泉），安徽和县人，南京高等师范毕业，来新加坡之前曾经历任芜湖萃文学校中文主任、南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同年3月到校的数学教员莫衡（字葵卿）浙江吴兴人，毕业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学学士，曾任江苏清江浦省立第三农校数理教员、津浦路工程师。4月到校的数学教员杨惺华，江苏无锡人，与教员莫衡同一校毕业，曾任暹罗（泰国）盘谷斯旺生铁筋建筑公司工程师。手工图画教员兼成绩室管理员殷宝昌（字志远），江苏苏州人，江苏第一师范毕业，历任川沙、常熟、吴江等县小学校长。英文教员李友朋，福建人，马六甲英文学校毕业，曾任道南学校教员。7月到校的学监兼国文教员文大衡（字伊鼎），湖南长沙人，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曾任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教员。7月到校的事务主任兼教员王志萃，上海人，上海南洋公学毕业，曾任上海留云学校教员，8月到校的地理历史教员狄詠棠，江苏溧阳人，江苏师范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曾任嘉定吴县等县立师范中学教员监学。1919年南洋华侨中学校的10位教员有5人籍贯江苏，2人湖南，1人浙江，1人安徽，1人福建，有9人所毕业的学校都在江苏上海。
1920年该校上学期有学生104人，下学期有学生120人，比开学时增加了42人，教师也增加至15人。李春鸣于1920年1月到达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与李春鸣一起到校的还有校友包瀚（字墨青），南京高等师范数理化部毕业，江苏扬州人，任数理化教员兼学监。陈朴（字友古），湖南长沙人，毕业于美国阿海依阿大学文科、班西万里大学商科M.A，9月份到校担任商科主任。一起到校的还有，梁崇高广东海南人，毕业于美国阿海依阿大学电气工程科学士、同校文学士B.A. E.E，担任物理、英文、保险学、工业管理学、商业算术教员。
1920年南洋华侨中学校在原来普通科的基础上开设了商科，普通科四年毕业课程科目：修身、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法制经济、心理学、手工图画、音乐。商科先习普通二年后，再入商科二年毕业，所习课程科目：国文、英文、经济学、商业数学、珠算、簿记及会计学、商史、货币银行、商法、理财学、交通、保险、统计学、打字、体育。1920年12月5日，蔡元培先生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时说：“兄弟已经几次到过新嘉坡了，今天得有机会，和诸位共话一堂，实在荣幸得很!只是今天没有什么预备，所以不能有多少贡献，还望诸君原谅。在座诸君，大半是学界中人，因此可知这里的学校多了。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说一说。刚才从中学校来，知道中学内有商科一班，我好高兴，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性质，”。
1922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中学校在本校三角地举行第一届商科第一班12位同学普通科第一班15位同学毕业典礼，颇极一时之盛，时任学校总理王水斗先生给27位同学授发毕业文凭。毕业者余坦先说：“毕业之后各自奋勉以图建树，将来事业伟然，非特本级班史之幸，亦本校校史之荣也。”27名毕业生中升入上海交通大学有文伯常、刘怀谷2人，复旦大学廖南星、郭天贝、陈基实、邱正元4人，升入北京大学有余坦先、陈继烈、王盛治3人，充任南洋各学校教员邬有询、梁添福、郑蘭壁、冯裕鸿、谭德昌、饶助良6人，服务于陈嘉庚公司周道济、陈德凤、卢清森3人，林义顺公司卢炳城、罗秋廷2人，印尼爪哇南方公司任振林1人，新闻工作者李树辉1人，商科毕业仍入本校普通科廖南峰1人，回家自理店铺或者温习功课备考大学曾金益、蔡安邦、周汉光、陈华耀4人。
在第一届毕业生中商科第一班的刘怀谷、廖南星，普通科第一班的文伯常、余坦先、王盛治、郭天贝、陈继烈等人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南洋华侨中学的教育培育的重要一笔，他们成为了栋梁之材名噪一时与母校的培养、老师的教育密不可分。
陈继烈(1905∼1989)，号德润，原籍海南文昌，寓籍白沙县。北京大学肄业，后留学法国，获得巴黎大学政治经济科硕士。台湾国民大会代表，侨务委员会委员。早年赴新加坡，入育英小学、南洋华侨中学，毕业后回国读书，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后赴法国留学，获法国巴黎大学政经科硕士，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各国市政。同时任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常务委员、国际联盟合作委员会委员。1931年奉召回国，曾任南京市政府社会局科长，上海法政学院训育长，市政专修科主任专任教授，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被派往南洋与英军联络策划抗日工作，兼组织保卫新马抗敌委员会，被推为该会委员。1941年参加新马返国慰劳团，捐献巨款支持抗战。抗战胜利后，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参议员，第一届广东省参议员兼驻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参议，宪政督导委员会委员，海南特区筹建省委员会委员兼财政组组长，海南银行董事，海南合作银行筹备会召集人，海南特区国民代表。著有《法国政党之研究》、《平时与战时经济之研究》、《各国市政制度之研究》。1989年2月逝世。
刘怀谷于1923年11月17日到中国，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铁路管理科，《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1924年—甲子年（民国十三年）记载：铁道管理科二年级（乙组）严隽堉，蔡光绩，徐开宗，吴克超，费振东，卢鸿植，张国熹，高渭初，陆庆元，吕慰诒，张曾燮，窦凤藻，黄振成，左景鸿，薛椿荫，黄达言，许广圻，陆鸣一，曹兆麟，徐承熙，蒋士麒，文伯常，刘怀谷。1927年大学毕业取得经济科学士后回到新加坡，就职于母校南洋华侨中学校担任地理、英文教员。从此，他一直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事华校教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外华文教育家，他曾开办茶阳夜学班，後出任巴生华侨独立中学（今滨华独中）教师，是马来西亚早期华社文教界闻人之一
1955年8月6日早晨7时，印度尼西亚华侨回国观光团乘座的“芝利华”号客轮安全停靠在新加坡“红灯”码头，李春鸣作为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团长心情格外兴奋，他偕夫人徐蘭回到阔别了26年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午间，时任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的李光前（陈嘉庚女婿）和夫人陈爱礼设家宴款待李春鸣夫妇。李光前比李春鸣年长10个月两人以兄弟相称，李光前夫妇首先代表父亲向首批南洋华侨中学的教师而后担任该校训育主任的‘春鸣兄’表示感谢，感谢他为南洋华侨中学的创办和建设所作的辛勤努力，感谢他在抗战时期为父亲在印尼避难时给予的关心和照顾。同时为“春鸣兄”长期从事华侨教育并与张国基、李善基、陈章基等人共同创办“雅加达中华中学”表示赞誉。特别为“春鸣兄”担任1955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回国观光团团长参加国庆观礼表示由衷高兴，李光前的“三个表示”使得已经61岁的李春鸣说起话来更加腼腆谦虚。李春鸣十分感谢陈嘉庚是他热爱华侨教育事业的领路人，是他的先生和导师，他永远是小学生，今天，他再次看到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建设发展，对李光前先生表示敬佩，同时，邀请李光前夫妇到雅加达中华中学作客。临别时李春鸣以1922年南洋华侨中学成立3周年举行游艺筹款活动，他亲自撰写悬挂在活动表演舞台两旁的对联吟赋送给李光前先生：“教育以经济作前提集满座嘉宾助学输捐见义勇为望诸先生长者，人才乃事业之后盾乘三周年纪念现身说法当仁不让勉夫吾辈少年。”李春鸣还回忆到1920年在道南学校参加李光前夫妇举行盛大婚礼的情形，记得证婚人是林文庆先生。离别时，李春鸣与李光前握手道别，陈爱礼与徐蘭相互拥抱，友人希望再次相见。
1920年5月，英属殖民政府推出了一个《海峡教育条例草案》，对新马地区华文教育施加种种限制，是一个以控制、扼杀华侨教育为手段，镇压华侨爱国运动为目的的苛刻条例，当时激起了英属新马地区300多所侨校师生和数百万华侨的义愤。李春鸣作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青年教师，也积极参加了庄希泉和夫人余佩皋（苏州市人）、陈寿民等华侨界人士成立的“华侨学务维持处”，在华侨各界人士中发起的“争人格、反苛政”的20多万人签名请愿运动。这是中国“五四运动”后在海外发生的一次华侨爱国运动，这场抗议运动的胜利震动了南洋侨界，海外侨胞觉得扬眉吐气，各地华侨举行大型集会，庄希泉从此名扬南洋群岛。
1920年11月7日，李春鸣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参加了“庄希泉与余佩皋宣布组织新家庭的从简婚礼仪式”，李春鸣就此认识了这两位1916年共同创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南洋女子中学）的教育先驱。1920年张国基应涂开舆的邀请首渡出洋的就在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教书，他是余佩皋执掌南洋女子师范学校校政期间，大胆打破女校不聘用男教师的陋习，张国基成为从国内聘请到南洋女子中学校史上第一位男教师。李春鸣与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张国基于1920年在新加坡相识，张国基与李春鸣日后成为了志同道合为华侨教育事业奋斗的挚友和雅加达中华中学的创办人。
1926年12月，陈嘉庚再次被选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后，根据南洋华侨中学的建设发展和发生部分学生闹风潮之事，陈嘉庚为整束校纪、谋求南洋华侨中学循规发展，特别委派秘书携带亲笔聘书专赴柔佛洲新山市，邀请时任马来西亚宽柔学校校长的李鸣春重返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任教并委以训育主任一职，李春鸣盛情难却，于1927年1月回到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十分关心李春鸣远在江苏南通的夫人徐蘭和子女生活状况，决定由校方出资路费希望他们能尽快赴新加坡全家团聚，在陈嘉庚的关怀下，李春鸣利用假期回到南通接夫人徐蘭及子女道荪、北昌、南昌顺利达到新加坡。
李春鸣担任南洋华侨中学训育主任期间，针对学生中的不良风气加大了对学校校风的整顿和改善师生关系，学生家长和董事会对李春鸣的训育工作表示满意，学生人数日渐增多。1928年，“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先生担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董事长、李春鸣和校董们请胡文虎捐资兴建师生宿舍和校园大门，胡文虎慨然允诺并当年一座两层的宿舍建成，名为“虎豹楼”，1929年老舍先生来校任教就住在该楼，师生的住宿条件和学校环境得到改善。由于学校大门右柱上署着“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引起了陈嘉庚和其他人士的反对，认为这10个字出现在大门右柱上让人们误解为“新加坡华侨中学”所有建筑统统都是虎豹兄弟捐助的，由此一场“龙虎斗”轰动了新加坡社会。
1929年秋天，何香凝女士从上海经香港，远渡南洋各国为廖仲恺农工学校卖画筹款，10月14日何香凝由菲律宾抵达新加坡，受到当地华侨各界人士热烈欢迎，著名华侨胡文虎、陈嘉庚等华侨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助仲恺农工学校经费书画展委员会”，名誉会长人数达125人。何香凝先后在南洋女子学校、南洋华侨中学等地演讲，李春鸣通过何香凝在南洋酒店举行的招待会上结识了何香凝先生，11月17日至19日在中华总商会举办何香凝书画展览会开幕式当天李春鸣用自己一个月微薄的课酬购买了一幅何香凝先生精心绘画的《虎图》，该幅《虎图》于1942年日军占领印尼后的多次搬家中丢失。
1929年底，李春鸣离开了他心爱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赴印尼龙目岛安班澜中华学校担任教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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