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大批印尼華僑青年離開印尼“投入祖國懷抱”；七、八十年代，當他們幾乎都已步入中年的時候，又大批離開祖國湧入香港、澳門，其中部分人再輾轉回到了出生地—印尼，或到美、加、澳、紐以及西歐諸國。在印尼華僑青年當中，當年為什麼會掀起一股澎湃洶湧的“回國潮”？有人歸咎於“印尼排華、反華”；回到了自己祖國的這些人，後來為什麼又捲入了“出國潮”？有人說，是因為忍受不了國內艱苦的生活。這些說法顯然並不準確。

他們的經歷有如三、四十年代國內奔赴延安的熱血青年，結局卻與“文革”時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相似。

有一段話生動描述了他們的心理歷程：“五、六十年代含著激動的淚水踏上祖國土地；七、八十年代灑下苦澀辛酸淚跨過羅湖鐵橋”。

印尼華僑青年“回國潮”和“出國潮”，在長達半個多世紀時間內，困擾著許多印尼華僑/華人家庭，它的痕跡在許多家庭中至今仍然清晰可見。我們絕不應輕易遺忘這段歷史。然而一些研究印尼華僑歷史的學者，卻對這段歷史或視而不見或避而不談。因此，我們這些直接參與者與知情者，有責任把我們的共同經歷與記憶寫下，填補歷史空白，讓我們的後人了解歷史真相。

本文根據本人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事實，並參閱一些歷史資料，如實描述“回國潮”和“出國潮”的前因後果，希望能給上述問題作出客觀答案。更希望這篇拙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當年被捲入“回國潮”和“出國潮”的巴中校友，如今許多人已是“七上八下”(即七十歲以上、八十歲以下)，最年輕的也已經六十歲左右。因此希望大家抓緊時間，一起回憶、分析、研究、總結這段歷史。巴中校友中，有不少人中文根底深厚，對歷史、哲學甚有研究，殷切期盼他們能抽出時間透徹分析研究，並在《巴中網站》上與眾校友一起交流討論。

由於水平有限，這篇文章肯定會有許多不足之處，懇請批評指正。

(二) 澎湃洶湧的“回國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1949年)後，在“蘇共”一手導演、宣傳、推動下，一股左傾思潮風靡全球，而在東南亞表現尤其突出。東南亞絕大多數國家—印度支那三國(越南、柬埔寨、老撾)以及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都出現了打著“革命”旗號的游擊隊，他們崇信“槍桿子出政權”的信條，誓言砸爛資本主義世界，要把革命紅旗插遍地球每個角落。在這些國家的華人左派分子，不少人都積極支持/參加遊擊隊，有的甚至是遊擊隊的領導骨幹。然而，有兩個國家—新加坡和印尼卻例外。新加坡國土太小，沒有可供游擊隊施展拳腳的空間，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印尼素有“千島之國”之稱，幅員遼闊，高山峻嶺與原始森林，隨處可見，在這樣的國家卻不見游擊隊的蹤影，實在令人費解。有人解釋說，這是“蘇共”的戰略部署。印尼被挑選作為“試驗平台”，為革命陣營內部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尋求答案：“革命黨通過議會道路，能否上台執政，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印(尼)共作為“棋子”，接受指示，聽從命令，費盡心機，竭盡全力，試圖通過議會選舉，在世界上伊斯蘭教徒人數最多的國家—印尼，創建社會主義制度。她的努力以失敗告終，並為此付出了十分慘痛的、血的代價。1966年，印尼右派將領蘇哈多發動軍事政變，徹底摧毀印(尼)共組織。印(尼)共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一網打盡，她的領袖艾迪總書記以及許多領導人都慘遭殺害。印(尼)共的悲慘結局，令人不勝唏噓。

印(尼)共沒有拉隊伍上山打游遊擊、搞武裝鬥爭，對新獨立的印尼共和國以及居住在印尼的華僑都捏是大好事。印尼倖免了由紅色游擊隊引發的內戰，使蘇加諾總統得以集中精力，處理新獨立的共和國面臨的諸多棘手難題。而在左傾思潮影響下的印尼華僑左派分子，也倖免陷入游擊隊泥沼不能自拔的窘境，得以用平和、歡愉的方式，抒發民族情緒、愛國情懷和革命激情。在這些印尼華僑左派分子組織鼓動下，印尼華僑成為當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國華僑中，最愛國(愛新中國)的華僑群體之一，以致當時在國內，“印尼愛國華僑”幾乎就是“海外愛國華僑”的同義詞。

這些印尼華僑左派分子有些人加入了印(尼)共，以他們的特殊背景，在印(尼)共內發揮他們的特殊作用。後來中國執政黨也在印尼發展組織，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又加入了這個組織，在華僑社會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印尼愛國華僑即年年慶祝“十一國慶”。規模逐年擴大，氣氛也逐年升溫，到五十年代末達到高峰。1958年10月，雅加達左派華僑社團和華僑學校，總動員組織空前盛大的慶祝活動。大會發言、歌舞表演、舞龍舞獅、鑼鼓喧天，歌頌偉大的祖國，歌頌偉大的執政黨，歌頌偉大的領袖；《義勇軍進行曲》、《歌唱祖國》、《解放區的天》、《社會主義好》等愛國革命歌曲響徹雲霄；在華人聚居區，許多住戶都在窗口懸掛五星紅旗。到訪雅加達華人商業區的外國遊客，眼見滿街的中文招牌以及飄揚的中國國旗，耳聞在空中回響的中文歌曲，誤以為身居中國城市，戲言雅加達華人區是“國中之國”。

而每年眾多愛國華僑青年學生，集體搭乘巨輪回國的情景，更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這些青年學生滿懷愛國激情，離別父母、放棄舒適的生活環境，奔向遙遠的、新生的、生活艱苦的社會主義祖國，決心投入到偉大祖國革命建設事業，為把祖國建設成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繁榮富強的國家，貢獻自己的一切。

在他們登船啟程那天，雅加達丹絨碧綠碼頭上人山人海，握手擁抱言別，笑聲哭聲滙成一片； “再見！”、“保重！”、“一路平安！”之聲此起彼落；前蘇聯革命歌曲《共青團員之歌》不斷重複地在空中回響：“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氣笛一聲長鳴，巨輪啟動，徐徐開出碼頭，駛向海洋，奔向遙遠的北方。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年復一年重複著類似的情景，澎湃洶湧的回國浪潮逐漸形成，並於六十年代初達到高潮。

數百年來，只見大批中國人離鄉背井到國外謀生，何時見過大批華僑集體自願回國？舊中國政治腐敗、天災人禍、民不聊生，沿海一帶的貧苦農民不得不“投奔怒海”冒險往海外尋找生路。新中國成立，新氣象新作風新希望，不僅國內人民歡欣鼓舞，也吸引“海外孤兒”回歸，其中印尼華僑青年學生人數最多。海外華僑回歸是對新中國的肯定、支持與期望，對當時被封鎖、被孤立的新中國來說，意義重大。因此碼頭送別回國青年的場面情景，當時不僅中國國內以及印尼中文媒體圖文並茂大篇幅報導，也是印尼文媒體和西方媒體重點報導與評論的主要新聞之一。

(三) 爭取 團結 教育 利用

        華僑華人遍佈全世界，而定居印尼的最多。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印尼華僑華人大致可分為“僑生群體” (也即“土生華人群體”或“Baba群體”)和“新客華人群體”（也即“華語群體”或“Totok群體”）。 ‘

“僑生群體”的祖先大多數是晚清以至更早的年代，從福建沿海一帶漂洋過海來到印尼的，他們在家鄉基本上都是瀕臨破產的貧苦農民，為逃避天災人禍冒險出海逃難。

     由於當時印尼沒有中文學校，他們本身文化水平又低，更要為生存奔波忙碌，因此無法也無暇給子女傳授中華文化，他們的子女只能在印尼學校或荷蘭學校接受教育。長期在印尼和西方語言文化氛圍中成長，許多人雖然保留中國名字(印尼文拼寫閩南語)，也保留慶祝春節的習慣，甚至保留燒香拜佛的宗教信仰，但基本上都已經不懂華語或只略懂一點華語，對祖籍地也十分陌生，他們以印尼語或荷蘭語作為日常語言，認同並接受當地一些風俗習慣和穿著服飾。他們已融入印尼社會，在印尼落地生根，他們與原住民關係基本融洽，積極參與當地社會活動，有些人還參加了蘇加諾領導的獨立運動，為印尼贏得獨立作出貢獻。印尼已經是他們實際上的祖國。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奮鬥，他們有些人積累了一定的財富，擁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上升為中產階級，他們的子女有機會上大學甚至留學國外，成為學有所成的專業人士：教授、講師、律師、醫生、藥劑師、工程師、建築師、會計師、文學藝術家、社會活動家以及媒體工作者等，這些華裔社會精英活躍在印尼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教衛生等領域，為印尼的發展進步貢獻力量。

        “新客華人群體”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後，來到印尼的，雖然他們大部分也是福建、廣東沿海一帶的貧苦農民，但當中有不少人並不是難民，而是具有冒險精神的“淘金者”。這些“淘金者”沒有長居印尼的打算，他們夢想賺夠錢後，就回鄉置地建屋，衣錦還鄉，落葉歸根。為實現這個目標，他們努力奮鬥、克服艱難困苦，在工商業領域取得很大成功。他們一般是同宗同鄉集體漂洋過海，到印尼後聚居一處，互相關照，非常團結。他們生活在幾近封閉的“新客華人群體”社會圈內，和當地印尼人一般只保持工作關係。他們受過華文教育和中華文化的熏陶，以家鄉話溝通，保留家鄉所有的風俗習慣，而對印尼的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瞭解甚少，有的來到印尼數十年，仍然不諳印尼語。隨著“淘金者”發財致富的傳聞廣泛流傳以及航海技術的改善，新的“淘金者”源源不絕流入，他們的人數急速增加，總數大大超過“僑生群體”，他們在工商業領域的能量也急劇膨脹。在五六十年代，他們代表印尼華僑華人社會的主流。

        “新客華人群體”中有一些是1949年前後，從國內來的“政治難民”或“准政治難民”。他們在國內是屬於富裕階層，有地有屋資產豐厚，因擔心遭到新政權批鬥清算，而逃離故土流落異鄉。他們把“國共內戰”思維引入印尼，致使“新客華人群體”內部形成壁壘分明的“左派”和“右派”，兩派各自成立社團、興辦學校並出版報刊雜誌，互相批判攻擊，展開論戰，每年慶祝“十一國慶”和“雙十國慶”時，兩派都會發生劇烈爭執甚至對駡。到1958年，台北政府涉嫌支持蘇門答臘叛亂份子，印尼政府遂下令取締“右派”所有社團、學校和報刊雜誌，致使“右派”逐漸式微，後來幾乎消聲匿跡，於是“左派”在“新客華人群體”中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獨霸一方的實力派。

         “新客華人群體”中還有一些三、四十年代從國內來的、思想左傾的智識份子，他們畢業於國內的高等學府，有的還曾經在歐洲或日本留學過。他們在國內都曾經不同程度地參與政治運動和社會活動，是一群有理想抱負和憂國憂民的愛國者，因各種原因，離開中國，暫居印尼。他們人數不多，能量很大，他們協助興辦華文學校、建立社團，大力推廣華文教育、弘揚中華文化，因此，在“新客華人群體”中，備受尊重，威望很高。他們與外界聯繫頻密，信息靈通，資訊豐富，經常分析研究國內外形勢。四十年代末，國內形勢風起雲湧，他們預感到局勢將會突變，於是紛紛北歸報效祖國。然而，新中國成立後，部分人卻留下來了，他們接受新使命，要留在僑居地做僑務工作，“爭取、團結、教育”海外僑胞，組織“愛國僑胞統一戰線”，擁護支持新中國。他們和祖國新政府關係密切，1950年中印(尼)建交後，直接在大使館領導下開展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朝鮮戰爭爆發，新中國政府派出志願軍抗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聯合國作出制裁新中國的決議。當時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台北政府”)，仍然把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以及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世界上多數國家仍和她保持外交關係。而與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下簡稱“北京政府”)建交的國家不多，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海外華僑也多數同情、支持“台北政府”。“北京政府”在國際上和海外華僑中都相當孤立。

         受命留下的這些左派愛國智識份子，不負期望，他們充分利用當時印尼國內外形勢提供的有利條件，很快做出驕人成績。左派愛國華文學校和社團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成長，左派愛國僑報也相繼出版，在他們大力宣傳教育下，印尼華僑民族主義情緒和愛國主義思想空前高漲，華僑社會輿論由支持“台北政府”急驟轉向支持“北京政府”。他們徹底改造左派愛國華文學校，辦學宗旨明確提出“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輸送人才”，教材和教學方法與國內接軌，加強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成功組織動員成千上萬的愛國華僑青年學生“投奔祖國”。每逢“十一國慶”，他們發起組織盛大慶祝活動，隆重熱烈，生動活潑。中國國家領導人訪問印尼，他們組織華僑夾道迎送，熱情歡呼，暗中保衛。他們積極宣傳“支援抗美援朝”，動員僑胞捐款捐物，罷買美國貨。他們還成功說服動員廣大華僑贊助家鄉建設，“支援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在1959-1962年大饑荒歲月(當時國內官方的說法是“三年暫時困難時期”)，動員匯款給在國內的子女和家鄉的親人，幫助國內親人度過難關。於是大量僑匯(通過地下小錢莊)源源不絕流入中國國庫，填補當時國家奇缺的外匯。有人估計當時僑匯數額足夠支付我國駐外國(不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使領館日常開支，以及支援東南亞(印度支那三國除外)游擊隊的費用。也在他們說服鼓動下，絕大多數華僑選擇保留中國國籍身份，拒絕加入印尼國籍。他們還協助收集印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事方面的資料等，供有關方面參考。他們為祖國突破封鎖、擺脫孤立，作出了卓越貢獻。

         這些愛國華僑智識份子在他們的崗位上，站到最後一班崗，直到1966年蘇哈多發動政變，掀起“反共反華浪潮”後，才由大使館安排撤離，連同家屬被秘密送回國內。一位深受學生尊敬愛戴的印尼華校老教師，經歷了上述全過程。當他全家被送返國內的時候，正是“文革”爆發的時候，他無法理解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看不慣“造反派”過激行為；智識份子被咒罵為“臭老九”，“海外關係”等同“特嫌”，傷透了他的心。七十年代，他舉家移居香港。八十年代，他因病入住醫院，躺在病床上向來探望他的學生述說他的經歷。他對昔日“戰鬥歲月”的“輝煌成就”，報以慘淡一笑。而當談到印尼華僑“僑領”幾乎悉數撤離，被“遺棄”的眾多愛國華僑，群龍無首，獨自面對和應付複雜險惡的局面時，他的情緒瞬即跌落谷底，無限感慨地說：“印尼華僑沒有利用價值了…”。講到有的華僑被逮捕入獄，甚至慘遭殺害的悲慘遭遇時，他不禁澘然淚下。遇難者當中有他熟悉的朋友，勾起了他沉痛傷心的回憶。他的學生忍不住也陪他流淚。

(四) 印尼 “排華、反華”

       印尼是1945年8月17日宣佈獨立的，但直到1949年12月27日，經由聯合國出面調解，簽訂“圓桌會議協議”，荷蘭殖民政府才把政權正式移交給印尼共和國政府，而西伊里安的領土主權，則到1963年5月1日才收回。她的第一任總統蘇加諾，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思想的領袖，他反對殖民主義的統治，主張建立一個獨立和統一的民族國家。

      在1945年至1950年初這一段時期內，由于政權還不穩固，印尼政府無論在財力、物力和人力上都極需華僑華人的支持，而要得到華僑華人的支持，首先必須使他們成為印尼公民，再從國家安全要求來說，也必須使外僑人數減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印尼共和國成立初期，對華僑華人入籍問題采取寬容的政策，實施以出生地主義為原則的國籍法。1946年4月，印尼公布《印尼共和國公民法和居民法》，規定在印尼出生、連續在印尼居住5年、已滿21歲以及已婚的非原住民後裔，如在規定期限內，未向印尼政府申請“脫籍”，即被認為選擇了印尼國籍，自動成為印尼公民。1949年印尼政府與荷蘭殖民政府達成的“圓桌會議協議”，對“規定期限”作了說明：  “兩年的期限，即從印尼政府於1949年12月27日接收荷印政權之日起，至1951年12月26日止”。

       然而，由於戰後中國國際地位提高，躋身“強國”之列，促使“新客華人群體”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他們以保留中國籍為榮，國家認同觀念傾向中國。而新中國建國初期，對內執行嚴管人民出國的政策，對海外華人卻繼承國民政府實行的“血統主義”的國籍法，即只要具有中國血統，就被認為是中國籍，並對他們灌輸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宣傳教育。因此，盡管印尼政府鼓勵華僑華人加入印尼國籍，但“新客華人群體”中的大多數華人對此卻無動於衷，他們依然堅決拒絕加入印尼籍。到1954年, “僑生群體”的華人絕大多數接受印尼政府安排，自動加入印尼國籍，而“新客華人群體”的華人則多數辦理“脫籍手續”，保留中國籍。當時印尼外僑事務局估計華僑華人約300萬人，自動加入印尼國籍的占總數的30%，即入籍的有90萬人，保留中國籍的有210萬人。

       蘇加諾總統對選擇加入印尼籍的華人予以信任重用。他授予在印尼獨立鬥爭中屢建奇功的華裔基督教徒李約翰（John Lie）海軍少將軍銜；他委任了一些華裔學者任內閣部長，如稅務、財政與審計部長陳金龍，國務部長黃自達，財政部長王永利，衛生部長李傑登等；原殖民政府的華裔公務員以及在國立大學任教的華裔教授等也都予以續聘留用；華裔學生在入讀印尼各類學校(包括印尼國立大學)時，也得到公平對待；他還委任了司徒眉生(原巴中校長司徒贊之子)為總統私人秘書/私人助理/保健小組秘書兼翻譯等職務，司徒眉生貼身跟隨總統十幾年，直到蘇哈多發動政變推翻了蘇加諾政府，才被迫離開。

蘇加諾總統還為華裔印尼公民提供組黨參政的機會，印尼國會中也有幾名華裔議員，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華裔團體—印尼國籍协商會(Baperki)的主席簫玉燦。

        1963年蘇加諾總統又提出倡議：接納印尼土生華人(Peranakan Tionghoa)為印尼民族(國族，Bangsa)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地位與爪哇人、巽達人、馬都拉人及其他印尼族群一樣。十分可惜的是，他這個倡議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已經被蘇哈多趕下臺。

對拒絕加入印尼籍的華僑，印尼政府實施懲罰措施。從50年代初開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針對外僑的管理條例和法令：《關於外僑監督緊急法令》(1953年)、《關於外僑登記條例》(1954年)、《關於移民刑事緊急法令》(1955年)、《關於外僑居留緊急法令》(1955年)、《關於外僑稅緊急法令》(1957年)、《關於印尼共和國國籍》(1958年)等。

這些主要針對華僑的條例和法令，限制和打擊華僑企業、華僑學校和華僑社團；徵收高額外僑人頭稅，加重華僑生活負擔；恐嚇申請回中國的青年學生永遠不得返回印尼，力圖阻止年輕的人力資源外流；嚴查套滙活動，堵塞寶貴的外匯走私流失；等等。但多數華僑仍然態度淡然、無動於衷。

          印尼政府於是再頒布《1959年第十號總統條例》，禁止外僑在縣以下鄉鎮地區從事零售商業活動，頒令散佈鄉村地區為數達84,000家左右的華僑“亞弄店”必須於1960年內結束營業，受到這個法令影響的華僑大約50萬人，約占華僑華人總人數10%左右。

這條“殺雞儆猴”的《條例》，引發軒然大波。1959年11月，軍警在逼遷行動中使用武力並開槍射擊，造成兩名華僑婦女死亡、多人受傷，這就是令人震驚的“芝馬墟流血事件”。

當時正在北京觀光並參加建國十周年大慶觀禮活動的司徒贊，以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主席的名義，在北京廣播電台發表講話，強烈譴責印尼軍警和暴徒的罪惡行徑，要求印尼當局立即予以調查和嚴懲。他於1959年11月回到雅加達，不料一入境，立即被軍事當局拘捕，接著，於1960年1月被“驅逐出境”。

             中國政府就印尼發生的“排華事件”向印尼政府提出嚴正交涉，並決定派船接回數萬名被驅趕的“難僑”，將他們安置在廣東、福建、雲南和廣西等省區的幾個華僑農場。然而，當時中國國內由於“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運動引發的大饑荒導致無數饑民餓死，政治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執政黨內部權力鬥爭也日益白熱化，中國政府實際上沒有餘力保護海外華僑，因此有關部門通過各種渠道，鼓勵、勸說印尼華僑加入印尼籍，以便卸下沉重的包袱。

中印(尼)雙方的這些動作，令華僑人心惶惶。一方面擔心《條例》中的禁令會擴展到城市，影響生計；另一方面又隱約感到所謂“海外華僑的可靠靠山和堅強後盾”之說，似乎只是“虛幻的神話”。於是，昔日堅決拒絕加入印尼籍的一些人，無奈地嘗試申請加入印尼籍。

         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印尼政府對華僑入籍問題不再采取寬容的政策。印尼政府已於1958年修改了國籍條例，將入籍原則從出生地主義改為以血統主義為主、出生地主義為輔的所謂主動制國籍法原則。這部國籍法規定了嚴格的入籍條件和手續，如須在印尼連續居住10年，會講印尼話，會用印尼文書寫申請書，要測驗印尼語文能力和印尼歷史知識等等。根據這些條件，當時有資格申請印尼籍的華僑不多，不過，還是有部分華僑克服重重困難成功入籍。到1965年蘇加諾政府倒台的前一年，加入印尼籍者已占華僑總數的一半以上。

蘇加諾一生高舉反帝反殖旗幟，他對中國也一直是友好的。他頂住壓力，拒絕跟隨美國指揮棒轉，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就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955年在印尼舉行第一屆“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當時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總共才七個，印尼作為主辦國堅持邀請中國參加，並成功說服其他發起國同意支持，會議結束後又髙規格接待周總理進行國事訪問，有效地幫助中國突破封鎖、擺脫孤立局面；他對待華僑也是不錯的，他採取軟硬兼施的一些措施，目的無非是要華僑加入印尼籍，這與中國政府的目標是一致的。因此，對蘇加諾政府一手導演、操控的這場所謂“59-60年的排華事件”，中國政府採取了容忍、諒解和配合的態度，使它得以順利落幕，對中印(尼)兩國友好關係產生的負面影響減到最低。

       事件結束後，兩國領導人的交往很快恢復正常。從1961年至1965年期間，蘇加諾總統或總統第二夫人哈蒂尼曾三度訪問中國，而中國領導人(國家主席、總理以及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也分別三次訪問印尼，貴賓們在受訪國都受到熱烈歡迎、熱情接待。

1966年，蘇哈多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蘇加諾政府，成為印尼新的掌權者。他徹底否定並顛覆蘇加諾執行的“親華容共”以及“對華僑、華裔區別對待”的政策。他一上台就大肆搜捕鎮壓印(尼)共成員，徹底摧毀印(尼)共組織。同時藉口中國政府和華僑華人支持印(尼)共，而在全國掀起“反共反華浪潮”。在瀰漫全國的“白色恐怖”陰霾中，慘遭殺害的印(尼)共成員、追隨者、同情者達數百萬人，其中包括數十萬華僑華人。

         蘇哈多對華人的忠誠深感疑慮，認為這些人即使加入印尼籍，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不會效忠於印尼政府。為此，他採取兩條措施消除疑慮，一是切斷華人與中國的聯繫，二是摧毀中華文化在華人社會的三個支柱—華校、華人社團和華文媒體。

        在他執政後不久，印尼政府就單方面廢除1955年與中國簽訂的《雙重國籍條約》，並斷絕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同時在國內對華僑華人實行全面的強制性的同化措施。1966年6月頒布《解決華人問題的基本政策》的第37號令，從各方面對華僑華人加強管制，其中包括關閉所有華文學校和華人社團；1967年12月又頒布《關於華人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第14號令，禁止華僑華人公開舉行中國宗教和傳統習俗的節日活動，鼓勵華僑華人信仰伊斯蘭教；1969年印尼內政部又頒布關於華僑華人改名換姓的第6號法令，要求華僑華人都必須採用印尼姓名；此外還有關於禁止出版和進口華文書刊的法令等(印尼政府出版的刊物除外)。

        在蘇哈多執政的最初10多年間，印尼政府基本上停止接受華僑入籍，直到1980年初，他覺得對華僑華人同化的政策已初見成效，於是連續簽署兩項關於鼓勵華僑加入印尼籍的條例。該條例規定：居住在印尼的外僑，如符合1958年國籍法第5條所規定的申請歸化者，即年滿18歲、在印尼出生、連續在印尼居住5年和有固定職業者，出示相關證件並交3,000盾費用，經審核無疑問即可加入印尼籍；至於原來是中國國籍的申請人，只要附上由本人簽名的、放棄原來國籍的聲明即可。於是，許多過去想入印尼籍而又苦於條件苛刻、手續繁瑣、費用昂貴而無法入籍的華僑，紛紛乘機辦理入籍手續。到80年代中，630萬印尼華僑華人人口中，仍保留中國籍的只有30萬左右，約占5%。華僑為了能夠謀生，幾乎都加入了印尼國籍，成為印尼公民。

        在蘇哈多時代中期，印尼經濟發展有些起色，他利用華人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是主要因素之一。爲了發展經濟，在經濟領域他放鬆對華人的限制，華人及時抓住時機，在為印尼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壯大華人的經濟實力。但是華人在政治上是不被信任的，他們非常容易受到攻擊，他們的安全掌握在掌權者手中。每次國內暴發矛盾，矛頭就會被引向他們。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印尼出現經濟危機，1998年5月暴發大規模騷亂，掌權者又重施故技，華人再次成為社會挫折的替罪羊。騷亂演變成大規模的反華排華暴力事件，暴徒不僅進行殺戮、搶劫和焚燒房屋財産，也發生對華人婦女的強暴事件。令人髮指的殘暴罪行，遭到全世界強烈譴責，而國內經濟財政又愈加惡化，特別是又爆出了蘇哈多家族貪污巨款的醜聞，在國內外強大壓力下，蘇哈多被迫於1998年5月黯然下台。

        蘇哈多時代結束，印尼進入改革時期。繼任的幾位總統：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和蘇西洛等，陸續廢除了歧視華人的條例和法令，華人的處境逐漸得到改善。

作者：陳友茂，原印尼巴中59年屆畢業生。

(五) “潮湧潮落”

        1966年蘇哈多發動軍事政變上台，隨即在印尼全國掀起“反共反華浪潮”。正當許多人預計，在印尼華僑社會中必然會引發新一輪大規模的“回國潮”的時候，中國爆發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中國頓時陷入大混亂：

——“打、砸、搶、抄、抓”，無法無天；

——在“上邊”號召下，全國掀起“破四舊”運動，許多古蹟，包括廟宇、教堂等都被砸爛，有些華僑在家鄉的祖墳也被挖掘毀壞，甚至連著名愛國歸僑領袖陳嘉庚先生的墓園也逃不過浩劫；

——也在“上邊”鼓動、煽動和唆使下，不僅同學間、同事間、朋友間互相揭發批鬥，有些夫妻間也互相揭發批鬥，更有甚之，子女揭發批鬥父母的事件也時有發生，全國彌漫著互相猜忌、互相仇恨和恐懼莫名的氣氛；

——派性武鬥，真刀真槍，學校和工廠頓成殺戮戰場，不少無辜群眾莫名其妙地成了槍下冤魂，其中包括一些在國內無親無故、以學校為家的歸國華僑學生；

——學校“停課鬧革命”，學生最初被煽動唆使去“革命造反”，爾後被強制“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在校的歸僑學生也被“分配”到農場“勞動鍛鍊”；

——有些歸僑和僑屬被戴上“階級敵人”/“特務”的高帽，遭到關押和殘酷批鬥，有的致死/致殘/自殺，他們年幼的子女，有的乏人照顧，被迫流浪街頭，淪為乞兒；

——“階級敵人”(也稱“專政對象”)隊伍不斷被擴大。“文革”前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文革”初期增加三個：“叛徒、特務、走資派”，變成“黑八類”；過不久又再增加一個：“臭老九”(“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變成“黑九類”。 除了“上邊”欽點和認可的所謂“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之外，全國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人，許多都被扣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至於有“海外關係”的人，不少都被貼上“特嫌”的標籤，也被推入“黑九類”之列。以上九類人，統稱“牛鬼蛇神”，在社會上飽受歧視，有的甚至被關進“牛棚”或投入監獄，受到虐待凌辱。他們的子女也受到牽連，上學就業受到歧視，“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幾乎是這九類子女唯一的出路；——…。

        消息傳來，令一心想北上報效祖國的許多華僑青年學生卻步，而眾多家長更是一片嘩然。有的家長搥胸頓足，嚎啕大哭；有的一臉茫然，不知所措；更多的是驚慌、失落、傷心、絕望。經過無數不眠之夜反覆思考後，許多家長終於作出幾乎同樣的決定：讓已整裝待發的子女取消回國的行程，並通過各種渠道與正在國內讀書/工作的子女聯絡，勸喻他(她)們儘快申請出國，離開中國大陸。於是，儘管蘇哈多掀起的“反共反華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愈演愈烈，印尼華僑新一輪的“回國潮”非但沒有形成，反而急速滑落，並且很快就悄然湮滅絕跡。

         這些印尼華僑作出了他們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他們是堅定的愛國者，“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魂”，堅決拒絕放棄中國國籍身份，強烈抗拒加入印尼國籍。他們積極參加愛國華僑社團的各項活動，熱烈響應“上邊”發出的各種“指示”和“號召”，是這些社團的忠實支持者。

          蘇哈多政變上台、中印(尼)兩國斷交、僑界的領袖人物撤離，致使他們陷入孤獨無助的窘境，飽嚐被遺棄的酸痛與苦澀。他們僥倖沒有被捕入獄，但“變天”後的形勢十分險惡，他們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小心翼翼地掙扎求存，頑強地與命運搏鬥。他們期盼反華事件早日結束，同時準備若情況繼續惡化，就跟隨“僑領”的足跡舉家回國回鄉。然而“文革”的爆發，給他們當頭棒喝。“文革”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產物，“隔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他們很清楚，在這種政策環境下，他們在國內、在家鄉都不會有立足之地。

         在徬徨、絕望、走投無路的絕境中，他們猛然醒悟必須向聰明機智的鄰居—馬來西亞華人取經學習。印尼和馬來西亞是近鄰，自然條件和宗教、歷史、文化都極為相似，然而，馬來西亞華人的處境卻比印尼華人優越得多。究其原因，固然與馬來西亞華人在國內人口所占比重較大，人多勢眾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是，馬來西亞華人主流社會在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堅決抵制了風靡全球的左傾思潮，與“馬共”斷然劃清界線，實事求是地給自己定位：“立足馬國，落地生根，融入社會，和諧共處，發展經濟，共存共榮。”由於定位正確，使他們倖免陷入狂熱的民族(中華民族)主義和愛國(中國)主義的陷阱，馬來西亞華人寶貴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也因此倖免流失國外。(馬來西亞華人視馬來西亞為自己的祖國，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中，從未出現過大規模的“回中國潮”)。他們以華裔馬來西亞公民的身份組織華人政黨(“馬華公會”)，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在國會和政府內，都有他們的代表參與討論和管理國家事務。他們和馬來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終於把馬來西亞建設成為東南亞僅次於新加坡的、經濟發達的民主國家，他們自然也分享了豐碩成果。

        “亡羊補牢，未為遲也”。這些印尼華僑終於明白，必須向馬來西亞華人學習成功的經驗，才會安全地、有尊嚴地在印尼生活下去。克服了思想心理障礙，他們於是坦然接受“華裔印尼公民”的身份，立足印尼，以這個新身份為自己以及子孫後代爭取權利、承擔義務。他們更多地關注印尼國內的政治形勢，主動加強與印尼各階層的聯繫、改善關係、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熱情參與慈善事業，巧妙運用剛柔並濟的戰略戰術，有理、有利、有節地合法抗爭，終於站穩腳跟，並在爭取合法權益的鬥爭中取得顯著成績。此外，他們還認真考慮效法馬來西亞華人，成立印尼華裔政黨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這些印尼華僑感歎醒悟得太遲，以致錯過了印尼建國初期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想起了他們過去的“領路人”—“僑領”們，不禁想請問那些“僑領”們幾個問題：在您們“安全撤離”時，可曾想過被遺棄的“追隨者”的處境也同樣艱難險惡？在您們已經“安全撤離”後，又可曾檢討過您們指引的“路向”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印尼華僑的根本利益？…。這些印尼華僑認為，他們過去辨錯方向跟錯人，走了一段荊棘滿途的冤枉路。他們自認倒楣。但使他們痛心疾首的是，“領路人”及其助手們竟然遺下眾多“追隨者”不顧，中途落跑，逃之夭夭…。

      “僑領”及其助手們“安全撤離”到國內後的遭遇，令許多人大跌眼鏡。據說，他們適應不了“文革”時期，那種“自己人鬥自己人”的慘酷鬥爭環境，不少人紛紛申請出國，移居香港，在法治的香港社會尋求個人尊嚴和人身安全保障。

            一些印尼華僑曾經抱怨“僑領”們沒有帶領他們一起撤離。但如今，“怨氣”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由衷的同情與婉惜，以及慶幸自己沒有跟隨撤離的複雜心情。“僑領”及其助手們匪夷所思的經歷，促使這些印尼華僑堅定了在印尼落地生根、融入當地社會、努力成為名副其實的華裔印尼公民的決心。在他們度過難關、站穩腳跟、事業順利發展後，他們不僅慷慨贊助印尼國內的慈善事業，同時也熱情關心並資助他們昔日的朋友和“戰友”們。

           這些印尼華僑/華人適應改變了的形勢，為他們子女的前途和將來，作出新的部署。在印尼的年幼子女不得不入讀印尼學校，但高中畢業後，卻可以有多種選擇。父輩安排他們或入讀印尼大學，或去新加坡、歐、美、澳、紐等國留學，還有的去台灣、香港繼續接受華文教育，讓他們取得專業資格，掌握一技之長，作為日後謀生手段。這些年輕人，後來不少都學有所成，成為專業人士，活躍在印尼社會各個領域。

(六) “出國”前後

       五六十年代回國的印尼華僑總人數，以及七八十年代出國的印尼歸僑總人數，至今沒有見到確切的統計數字。有人估計後者是前者的50%以上，更有人估計是70-80%以上。從七十年代初開始，在印尼的許多家長就為在國內的子女出國問題奔波忙碌。

         在國內的歸僑申請出國必須公安局批准，各地掌握的標準不同，過程複雜，需時長短不一，從數周到數年不等，有些家長多次寫信催促，甚至親自回國央求，子女才獲放行。而獲准後，多數人第一站的落腳點是香港，少數落腳澳門。

        80年代以前，從深圳海關到香港羅湖海關，必須徒步走過橫跨深圳河上的羅湖鐵路橋。70年代初，一對中年印尼歸僑夫婦，踩著路軌間的枕木，提著簡單的行李，拖兒帶女，跟隨著急匆匆的人流往前走，當跨過橋中央邊界線時，他們停步回首仰望祖國的天空，不禁傷心落淚。他們捨不得離開祖國。十幾年前回到祖國時，他們就決心在祖國土地上落地生根，一輩子獻身祖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認真學習“革命理論”，提高“思想認識水平”，努力適應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活環境。在大學時代，他們勤奮學習，與國內同學打成一片，融洽相處；在大饑荒的年月(1959-1962)，他們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親身體驗“饑腸轆轆”極為難忍的滋味，把在印尼的親人寄來的食品與同學們一起分享；在勞動中他們不怕苦不怕累，與同學們一起出力出汗。由於表現優異，他們屢受表揚並被吸收入“團”。畢業後走上工作崗位，他們忘我地努力工作，得到好評。爾後他們組織家庭、生兒育女。正當他們憧憬著眼前的“社會主義大道”將會越走越寬廣的時候，“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起初他們也激動興奮地“緊跟”了一陣，但隨著混亂局面迅速漫延，他們先是滿腹疑惑地主動退居一邊當“消遙派”，最後憂心忡忡地決定申請出國。

          申請出國的印尼歸僑，許多人做夢都沒想到，回到祖國後，有朝一日會“離國出走”。但為了下一代，他們不得不離開。他們不願自己的子女在充滿歧視、仇恨、猜忌和恐懼的社會環境中成長；更不忍心看到，當孩子長到15-16歲、還不懂得保護自己時，就被強制“上山下鄉、插隊落戶”，被推入環境複雜、陷阱處處的“農村廣闊天地”。關於“插隊”少年(特別是少女)被當地掌握絕對權力的惡勢力凌辱、傷害、摧殘的傳聞太多了，怎麼能放心讓年幼的子女到那種地方去？！“為子女的前途和將來”，是許多已為人父母的歸僑，痛下決心申請出國的最主要的真正原因，也是他們在出國道路上勇敢地面對困難、克服困難的主要動力來源。

         更多的印尼歸僑則是因為理想破滅，而加入“出國”行列。他們懷抱建設祖國的理想回國，但“文革”中卻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報效祖國。不少人在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各類學校當教師。“文革”一開始，學校就“停課鬧革命”，學生組織“紅衛兵”，高舉“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教師也積極響應“上邊”的號召，組織“革命造反隊”，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原來他們自己竟然是“革命對象”，是“革命的靶子”，這使他們大惑不解，十分震驚。一些教師(包括歸僑)陸續被隔離審查、關進“牛棚”、遭到批判鬥爭、毆打羞辱，令其他教師惶惶不可終日，生怕下一個輪到自己。他們在驚恐中被迫天天學《語錄》、“鬥私批修”、“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還被迫參加各式各樣的“批鬥會”，批判鬥爭從中央到本單位的大大小小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特務、走資派、三反分子、歷史/現行反革命、國民黨殘渣餘孽、漏網地主、漏網右派、反動學術權威、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

        當年印尼華僑青年回國時，潛意識中認為“投奔祖國”就是“投奔祖國親人”，因此很自然地把周圍的同學、同事、領導都當成是自己的親人。他們從思想上無法接受自己身邊竟然會隱藏著那麼多的“敵人”和“壞人”，從感情上他們同情被批鬥的那些人。他們逐漸感到自己身處怪異詭譎、醜陋險惡的環境中，下意識地急欲迴避擺脫，於是很自然地加入“出國”行列。

         至於被關進“牛棚”的一些印尼歸僑，被隔離審查幾個月甚至幾年後，查不到任何“罪證”，只好放人。某些“革委會”負責人在宣佈放人的大會上，模仿“上邊”的腔調以“輕鬆、風趣、幽默”的口吻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誤會！”，竟連一句正式道歉的話也沒有，反而要求受委屈的人，“要一分為二看問題、要正確認識自己”、“要感謝組織上幫助查清問題”、“要感謝偉大領袖及時挽救”等等。這些人跨出“牛棚”，即刻奔上“出國路”是合乎邏輯和合情合理的結果。

          被分配到工礦企事業單位的其他印尼歸僑的遭遇，雖與分配到學校的人不盡相同，但卻是大同小異。五六十年代從印尼回國的許多歸僑，殊途同歸，最後終於七八十年代都匯聚到“出國路”上。

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還正處於高潮階段，全國仍在極“左”思潮籠罩下，“海外關係”等同“特嫌”，“出國”更幾乎等同“叛國投敵”。因此，當時“出國”是一條“不歸路”，在提出申請前必須慎之又慎，反覆考慮。“申請出國”者，不僅需要“決心”，更需要“膽識”與“勇氣”。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依法管理人民出入國境。“文革” 爆發後，卻關上國門，嚴禁人民出國，以便“清理門戶”、“關門打狗”、“一網打盡”。全國一片“紅色恐怖”，令人不寒而慄，在一些地方引發了“偷渡逃亡潮”。

             1971年9月，“偉大領袖”欽定的“接班人”，策劃暗殺“偉大領袖”的陰謀敗露，倉惶出逃，在飛越蒙古沙漠時摔機身亡。國內政局隨即出現微妙變化，一些被“打倒”的老幹部，陸續復出工作，他們提出要“整頓秩序”、 “撥亂反正”。一些敏感的人感應到些微暖意，窺見到朦朧曙光，但這些過分樂觀的人，最終還是要再苦等五年，直到1976年9、10月份，“偉大領袖”病故、“四人邦”被捕、“文革”結束，才盼到了遲來的黎明。

         71年底、72年初，關於“歸國華僑可以來去自由”的政策將會恢復實施的傳聞，首先在北京的僑生間廣泛流傳，並迅速散播到全國歸僑界。據說，一位負責僑務工作的資深老幹部，在復出後的工作報告中說，海外華僑具有悠久的革命傳統，對中國革命貢獻很大。近來有些歸僑在運動中受委屈，有些歸僑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解決，因而有一些“意見”。絕不能讓“意見”演變成“對抗”，因此需要有渠道發洩。他提出，讓想出國的華僑通過合法途徑申請，是一條有效的發洩渠道。他還說，想出國探親或繼承財產的，都可以獲得批准。一位在北京的印尼歸僑“人大代表”，證實這篇“報告”的真實性。

         然而，印尼歸僑起初的反應並不熱烈。有些人擔心這是五七年“反右”時期的“陽謀”(即“引蛇出洞”、“槍打出頭鳥”)的翻版，因此不敢提出申請。有些人雖然不相信這是“陽謀”，但認為當時中國和印尼沒有外交關係，不可能拿到簽證去印尼，貿然申請出國，國內戶口和糧油配給被取消，印尼又去不了，留在國內連糧食都無處買，如何過活？因此也不敢提出申請。

          後來幾位僑生，在特地從印尼趕來的家長陪同並代為申請下，很快獲得批准，發給他們的證件，不是“護照”而是“赴港澳通行證”，他們憑證順利出境抵達香港。在香港，港英政府發給他們只需定期申請延期的“臨時居留證”，並告知他們，在臨時居留期間可以在香港工作，而住滿七年後可以獲發“永久居留證”。

消息迅速在印尼歸僑中散播，於是，申請出國的人流，像決堤的江水噴發奔騰，洶湧澎湃的印尼歸僑“出國潮”瞬即在祖國大地上湧現，並很快達到高潮。

         國內對外匯的管制一向十分嚴格(“改革開放”後，管制逐漸放寬)。70年代初獲准來港的人，每人只准兌換幾十元港幣，只夠吃一餐快餐和搭一程的士。既使他們存在國內銀行的錢是剛收到的僑匯，也不准兌換成港幣帶出來。因此，當他們到達香港時，需要即時得到親友接濟。他們正當壯年，實在不願靠接濟為生，因此稍事安頓後，即刻四出活動找工作，但結果經常並不如意。

         於七、八十年代從國內移居港澳的這些印尼歸僑，多數都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經歷過各種政治運動和勞動鍛鍊。他們無奈地離開生活/工作了十幾二十年的祖國，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新環境：英國殖民地—香港，和葡萄牙殖民地—澳門。(香港和澳門分別於1997年和1999年才回歸祖國)。在國內，這些“有海外關係的臭老九”飽受歧視，在香港他們又受到另類歧視：港英當局不承認中國頒發的各類學歷證書；一些香港人也以異樣目光注視著這些文質彬彬的中年“大陸難民”。當時許多香港人把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人，不論是偷渡的，還是合法申請的，都認為是“難民”。

         他們許多人都已步入中年，一切要從零重新開始，困難很大，加上語言隔閡(他們多數都不諳廣東話)，他們在香港最初只能在工廠打工做粗活。因此，不少人有些失落、迷茫、沮喪，但憑著不認輸的一股犟勁，以及海外親友關懷鼓勵和扶持協助，他們很快就振作起來，發憤圖強，努力奮鬥，充分發揮知識的力量以彌補體力的不足。他們研究香港的市場經濟現狀，思考該如何舉措才能在香港立足和發展。他們在國內學的專業，有些在香港有“用武之地”，但需要“智識更新”；有些則根本沒有發揮的機會，不得不放棄，並且需要及早改行學習新技能。他們積極地寫應徵信、應約面試，向香港社會介紹自己、推銷自己；他們惡補英語和廣東話，學習香港有關規程規範，以積極的態度迎接挑戰。

          他們的努力、表現和能力逐漸得到香港社會的理解和賞識。許多公司經過嚴格考核，從他們當中聘到了合格的工程師、建築師、設計員、繪圖員、翻譯、會計以及祕書等文職人員。他們在工作崗位上，勤奮、積極、肯幹，因而受到公司器重。他們的薪酬雖然比同等學歷的香港大學畢業生低，但卻比他們在國內的工資(每月人民幣50元左右)高出數十倍，而且他們在香港的薪酬是隨著通貨膨脹、個人能力和表現，逐年調升，與國內工資十幾年“穩定不變”不同，因此他們也相當滿意。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有不少是醫學院畢業、有多年臨床經驗的資深醫生，各專科的都有，如果把他們妥善組織，可以組成一間高質素的大型綜合醫院。但是彈丸之地的香港，容納不了這麼多的醫生，港英當局每年只象徵性地從他們當中甄選幾個人，發給牌照准予行醫，而沒有被選中的許多有豐富經驗的醫生，只好“望醫興歎”，被迫改行。

        眾多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絕大多數也不得不改行，除了香港容納不了這麼多的教師這條原因之外，還因為香港的教育體制、理念、價值觀和國內完全不同，使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機會進入公立(官立)學校大門重拾教鞭，只有少數人有機會在私立學校任教。不過，經過不斷努力，他們最終也都找到了合適的工作。

         他們當中還有一些人，不願一軰子過著“打工生涯”，決心繼承父輩艱苦創業的精神，白手起家，在香港這片自由天地創出一番事業。他們開辦工廠、養豬場、貿易公司、安老院、賓館、餐館、食品店、服裝店、補習社、髮型屋、傭工中心…等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嚐做老闆的滋味。不少人成功創業，得到豐厚回報。

         還有一些音樂學院、舞蹈學院和美術學院畢業的藝術家，則開辦藝術學院、鋼琴學校、音樂學校、舞蹈學校和美術學校等，招收學生傳授技藝，成為自由職業者，也創出了精彩人生。

他們終於站穩腳跟，融入香港社會，在法治的香港社會過著雖不算富裕，但卻充實、自由、安全和有尊嚴的生活。他們的子女也得到良好的教育，不少人中學畢業後考上大學或到國外留學，成為專業人士，有的甚至成為令人羨慕和尊敬的香港政府公務員。

         他們不僅可以自食其力，而且還有餘力給雙親寄錢，生平第一次盡孝順、供養父母的義務。在香港住滿七年取得永久居留證後，他們可以隨時申請簽證去印尼探親。一位在五十年代離開印尼回國的工程師，當年在印尼移民廳辦理回國手續時，在“保證永不返回印尼”的“保證書”上毅然簽字畫押。三十年後，他以香港居民的身份，再次踏上印尼的土地。當他跪倒在母親膝下，雙手奉上“紅包”獻給母親時，激動得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母親扶起兒子，灑下了喜悅的淚水，而目睹母子重逢這一感人情景的親友，也都感動得熱淚盈眶。

作者：陳友茂，原印尼巴中59年屆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