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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去万隆参加童年朋友五十金婚盛宴。朋友姓林，是成功人士又是社会贤达，朋友满天下。宴会筵开六十余席，共约七百余宾客。宾客中有来之世界各地的亲友，真可谓衣香鬓影、冠盖云集。
据知为寻找合适的宴会场地，朋友费尽心思，煞费周章。最后才选中万隆会议中心宴会厅（BANDUNG CONVENTION CENTRE）。为方便宾客赴宴，朋友特地准备了几部七人车把我们由下榻的酒店来回接送。当车子进入BCC大门,只见五彩缤纷，花团锦簇的花篮、牌匾由大门外一排排摆满到宴会厅。宴会场面隆重，热闹又温馨，一言以蔽之，盛况空前。作为他的童年朋友，我有幸叨陪末座，滥竽充数而沾沾自喜。但就事论事，我的这位童年朋友，对朋友十分真诚，不势利又颇念旧,是我的良朋益友。至今我之所以还能较好掌握印尼文以及能把玩电脑，他起了关键性的启发。
记得我一回国，除了家信，我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他的。此后他成为了我诉苦、倾诉和宣泄喜怒哀乐的对象。难能可贵的是他丝毫也不厌烦，一年又一年和我保持书信来往。尤有甚者那个年头他费时、费精、费银一次又一次把印尼文月刊《INTI SARI》邮寄给我。由于乡愁，在云贵高原寒冷的冬夜里，我认真用心把那些软性杂志一本本读完，使我不至于把印尼文丢光。直到“文革”前夕，未免麻烦，我写信劝住他，事情才搞一段落。
他是我中爪哇芝拉扎中华学校小学的同班同学，六年中学他是在雅京八华就读，大学就读于万隆有名的万隆理工大学（Institut Teknologi Bandung 简称 ITB，是苏嘉诺的母校），并取得工程师的学位衔头。后来他从事于纺织业，业务蒸蒸日上，为印尼的纺织业贡献良多。而我定居香港后，为糊口打一份牛工。也因此我们间的社会差距愈来愈大，所幸这一切丝毫并不妨碍我们间的友谊。他每次来香港总是于第一时间通知我，同时百忙中也会抽空邀我吃顿饭叙旧。也许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茖葵熊ㄕ~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电脑应用方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记得，九十年代初电脑盛行，朋友间开始以电邮为沟通手段。他每次和我相聚，总是一再劝我学些电脑，苦口婆心说服我“不要太过落后于时代”，务必要学会运用电脑的基本操作。他这一句话把我拉入把玩电脑行列。也因此我们间后来email来email去，互通信息。如今智能手机大行其道，我们则更加自如wa来wa去，联系不断，使友情持续下去。
金婚盛宴也衬托出他家庭温馨的一面。他们夫妇子孙满堂，兄弟姐妹众多。在一片悠扬歌声中，儿女们选派代表上台向父母致谢其养育之恩，孙儿孙女们或上台献花或高歌一曲，祝贺爷爷奶奶、公公婆婆金婚之庆。女婿、媳妇也上台致谢和祝贺。一位胞姐则上台赞他们对手足们的一向关爱，尤其赞杨他们一对夫妇几十年来对印尼慈善事业尤其对边远地区孤儿院的大力赞助和一再捐款。
席间两位主人家由司仪领路向来宾们举杯致谢，但宾客众多，怎么也不可能和所有的来宾们碰杯。有鉴于此，第二天一早他俩到我们下榻的酒店和我们一起享用早餐，且一早要求酒店经理准备别具特色的精美中印糕点，显示出主人家的待客厚道。席间我不仅和两位数年难得一见的小学同学同坐一席，还意外地和我的小学老师相遇。
我已耄耋老头，我的老师当然已经垂垂老矣的九十高寿之年。我告诉搀扶他的女儿。七十几年前即1945他是我的老师。如今他身体欠佳，满面倦容，但当年他是一位开朗又很风趣的小伙子。他屹立在讲台上，娓娓不倦把我们引进入知识宝库。他又教授我们手工（劳作）和唱歌，为我们童年时代带来许多欢乐。我十分敬佩他、感谢他。我忽然两眼盈眶，情不自禁紧紧拥抱住他。在我这把岁数还能见到一位年幼时的恩师，也算是三生有幸。可惜他显得很劳累，不便再打扰他。谨此我遥祝他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我亦借此段子向我的刚庆祝金婚之庆的老朋友夫妇，衷心祝愿他们俩风雨同路，安康幸福，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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