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木刻《阿詩瑪》插圖《篝火》
更為難得的是，這一段艱難世事並沒有成為投射于他日後成長
道路的陰影，相反，諸多前輩對他這個闖蕩大上海的年輕人的關愛
和提攜，卻成了永駐心靈的一道溫暖陽光。
剛流浪到上海時的黃永玉名不見經傳。
每個月的房租是50元，而他發表一幅木刻畫才2∼5元稿費。
一天，得知比自己大20歲的著名詩人臧克家和自己住在同一條街上，
他激動萬分，便帶著十幾幅木刻畫去拜見臧克家。
臧克家認真地翻看完了他的畫，說自己非常喜歡，
想替他送去發表，臧克家隨即按照當時報刊的最高稿酬標準，
付給他稿費。後來，那十幾幅木刻畫絕大部分都沒能發表，
但臧克家從沒在他面前提過。
著名作家、文學理論家唐弢，那時是上海郵局的高級職員、
部門領導，黃永玉每次一到上海郵局，唐弢無論有多忙，
都會立即放下手頭的活，立即幫他處理稿費。
唐弢還多次帶著黃永玉在上海四處奔走，找到一些有錢人，
然後讓黃永玉替他們畫像，好多掙一點錢。
中華木刻協會的負責人李樺是讓他至今想起來仍很溫暖的一個人。
“那時候大家都很窮，窮到吃飯都是有了上一頓沒有下一頓，
還要付房租錢，負擔很大。
有一次李樺先生說：‘我請你看電影吧，一個很好的電影，
叫做《幻想曲》。’我說：‘好啊。’我們大概走了一二裡地，
到了有軌電車站，然後他問：‘你有錢嗎？’我老老實實地說：
‘沒有。’結果他說：‘好，那我們走吧。’
那要走多遠呢？我們一直走到外灘，然後到南京路再拐彎還往裡走，
一直走到大光明戲院。原來他身上只有一個人的車票錢了。
可是即使那樣，他還來關心我……”
解放後，黃永玉與李樺又成了同事。
“這麼好的一個先生，天真又純潔，對他人像小孩子一樣信任。”
黃永玉記得，每到星期天，李樺就把自己家裡的門板卸下來做一張
大桌子，然後給全國的木刻年輕人回信。“就像以前給我寫回信一樣，每個週末都是這樣，不是幾天、幾年，是幾十年。”
那時候，身邊的這些人，美好得令他今天想起來還感喟不已。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麼乾淨純潔，我就在這種環境裡成長起來的。
我們今天和他們相差十萬八千里的距離。
那時候巴金先生、唐弢先生、臧克家先生，還有蕭乾……
很多文化界的老前輩，都花時間為我的生活幫忙。
現在這些對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樣的感情對待別人。
再說經歷了這麼多年，可以說是社會把我養大的。
小時候人家對我這麼好，長大了怎麼能對別人不好？”
大雅寶故事
1953年，29歲的黃永玉帶著僅7個月大的兒子，
舉家從香港回到北京。黃永玉成了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的一位老師。
中央美術學院的教員宿舍，在東城區大雅寶胡同甲二號。
黃永玉於是與李苦禪、李可染、董希文這些現在聽起來如雷貫耳的
大師們成了鄰居。
這些人當中，黃永玉跟李可染的交情最好。
他後來在《比我老的老頭》裡寫下了諸多妙趣橫生的細節，
令人忍俊不禁，有時又笑中帶淚。
有一天，李可染帶黃永玉去見自己的老師齊白石老先生。
老人見了生客，照例親自開了櫃門的鎖，取出兩碟待客的點心。
一碟月餅，一碟帶殼的花生——
這與路上李可染提前交代給黃永玉的一模一樣。
月餅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淺淺的一碟。
不過，李可染也特地囑咐過：“都是壞了的，吃不得！”
“寒暄就坐之後我遠遠注視這久已聞名的點心，
發現剖開的月餅內有細微的小東西在活動；
剝開的花生也隱約見到閃動著的蛛網。
這是老人的規矩，禮數上的過程，
倒並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動起手來。
天曉得那四分之一塊的月餅，是哪年哪月讓饞嘴的冒失客人幹掉的！”黃永玉說。
別夢依稀
在黃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從文是必被提及的一個人物。
其實早在黃永玉出生之前，沈從文便走出湘西。
直到40年代，各自奮鬥在人生道路的叔侄二人開始通信，
從此結下一生情誼，直到1988年沈從文去世。正是沈從文建議他把像“布店老闆”的本名“永裕”，改為適合於藝術家的“永玉”，寄望他永遠光澤透明。
沈從文與黃永玉，
是湘西小城鳳凰引以為自豪的兩位元標誌性人物。
“有一次，我在鳳凰的路上走著，有一個人一看見我，
就叫：‘沈從文！’”想起這一插曲，黃永玉大笑起來。
雖然出自同一地域，但兩人性格又截然不同。
“他這種性格在鳳凰來講比較少，像水一樣，很柔順，
永遠不會往上爬。而我是比較典型的湘西人，從小靠拳頭打天下。”
沈從文跟黃永玉說過的五個字讓他終生難忘：
愛，憐憫，感恩。“他說一個人，第一是要充滿愛去對待別人；
第二，摔倒了爬起來，趕快走，別心疼摔倒的那個坑；
第三，永遠抱住自己的業務不放。我自己的成長中，
遇到多少對我好的老前輩，他們幫助我，所以要感恩。
而憐憫，是對待那些殘忍的人。”
“**”期間，沈從文在街上難得與黃永玉擦身而過，
不到5秒鐘說了一句話：“要從容對待啊！”
黃永玉後來寫下了很多關於沈從文的文字，
這兩個相差22歲的表叔侄的不同人生軌跡也映照了那一時代知識份子
的艱難歷程。
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後來也一度成為黃永玉來往最密切的朋友。
闖蕩上海時，他們都還籍籍無名。
彼時同為窮教書匠的黃永玉與汪曾祺便時常找在中興輪船公司工作的
黃裳打發時光。黃永玉後來寫了一篇《黃裳淺識》的文章，
用他一貫的幽默回憶了這段時光。
“我跟曾祺哪裡有錢？
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計程車、電車、公共汽車，
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
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實態度而已。
幾十年回憶起來，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陳越香。”
黃永玉比汪曾祺小4歲，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鮮明的個性，
總是令汪曾祺驚奇。黃永玉回憶汪曾祺時曾這樣說：
“有時我們和黃裳三個人一起逛街，有時就我們倆，
一起在馬路上邊走邊聊。他喜歡聽我講故事，有時走著走著，
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講到哪裡了。他說：‘那我們走回去重新講。’
多有意思。”
而汪曾祺對黃永玉的木刻作品給予高度肯定和評價。
他早在1951年就寫下這樣的話：
“永玉的畫永遠是永玉的畫，他的畫永遠不是純‘職業的’畫。”
這個在日後的漫長歲月中得到了有力證明的評價，
也顯示了汪曾祺獨特的藝術眼光。
汪曾祺對黃永玉發自內心地讚美：
“永玉是有豐富的生活的，
他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都是我們無法夢見的故事，
他的特殊的好‘記憶’，他對事物的多情的過目不忘的感受，
是他不竭的創作的源泉。”汪曾祺給沈從文寫信：
“真有眼光的應當對他（黃永玉）投資，我想絕不蝕本。
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汪曾祺這個人特別聰明，他能夠一眼看到我畫畫的一些問題，
不是抽象，而是很具體地提出一些意見，所以我們兩個人在這方面的
語言很接近，就像是一個人的思想一樣。
我的畫，只有他一個人能講。”
黃永玉寫了很多故人舊事，但從來沒有為汪曾祺單獨寫下些什麼，
外界不免想一探究竟。“很難寫！他這個人啊，可豐富了。
我知道他很豐富，但是要往哪裡下筆又無從著手。”
大浪淘沙
“你們沒有經歷過流浪，從小在父母身邊長大，然後進大學讀書，
畢業之後再工作，一步一步，好像從工廠出來的產品一樣。
我們那一代人不是這樣的。沈從文就打過這樣一個比方：
我們這個大時代好像一個篩子，一個眼口很大的篩子，篩篩篩，
好多人都被篩下去了，剩下幾個粗的，禁篩，沒有掉下去——
我們是幸運的，漂泊了這麼多的地方，都沒有死，
經過多少你們很難想像的磨難，最後活下來……”
於是，和他一樣經受磨礪的那些人，以及他們一共經歷的過去，
如今在我們眼裡都成了一個個傳奇。
黃永玉曾在香港《大公報》工作過一段時間。
交遊甚廣的黃永玉與蕭乾、聶紺弩等人都結下深厚友情。
與他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的同事查良鏞，
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金庸”。
1998年，香港大學邀請黃永玉舉辦名為“流光五十年”的畫展，
與這位昔日同事重逢。黃永玉脫口而出：“小查！”
金庸笑道：“現在恐怕沒有幾個人叫我小查了吧？”
香港有一家電視臺找黃永玉，請他談談金庸。“
我說，查良鏞根本不適合寫武俠小說，他應該幹別的事，
他怎麼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
“文革”期間，黃永玉一家被趕到一間簡陋的小房子裡。
房子緊挨人家的牆，光線很差，白天都要開日光燈。“
我就想，那我畫一個大窗吧！”
於是一面牆上多了一個兩米多寬的大“窗戶”，
燦爛的鮮花在“窗外”綻放，還有明亮的太陽，
頓時滿屋生輝。有這樣的人生態度，也難怪他的作品既充滿天真稚氣，
又洋溢著熱情豪放，總是給人以溫暖的力量。
黃永玉的性格中，也有一股頑強的力量，不認輸，不屈服，
湘西人喜歡用“雄強”這個詞來形容這股子勁。
的確，黃永玉又是“雄強”的。
“**”期間，有一次中央美院的“造反派”來揪鬥他。
年輕的學生用皮帶頭劈劈啪啪地抽打他。黃永玉任他們打，
就是一聲不吭，不喊叫，不求饒，不掙扎，不倒下，
背上的血把衣服都浸透了。
他仍然頑強地站著，心裡默數打下的鞭數。
“我一閃都不閃，就讓他們打，他們打累了還讓我跪下再打，
其中一個人打了112下，一共是240下。”
那一天還是黃永玉的生日。後來有人回憶此事說：
“這真是一種震懾人心的雄強。”
“**”結束後，黃永玉的一些朋友想替他找到那兩個打他的人，
“把他們收拾收拾”。黃永玉說了句：“算了，‘**’的天底下，
沒有一家逃得過災難，他們打了我，他們的家還是不幸的，
沒有一家逃得過的，你去打他幹什麼。”
“那時候的孩子們瘋了，每一個人都瘋了。怪不得他們。”
提及此事，黃永玉的表情依然平靜。
“可能是我們家鄉那邊的人天生是快樂的，但又是雄強愛鬥的吧。
我們從小就看殺頭，對生死都看開了。
最重要的一點是，任何時候我都看書。
不管怎麼痛苦，有書陪伴。
一本書就是一個好朋友，它教你一些道理，感染你，多角度地影響你。沒有書本為伴，恐怕這一輩子不會活到80多歲，還能夠快快活活的。”
“人哪，幾十年來，有意思的生活少，沒有意思的生活占大多數。其實大家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但是看待生活的眼光不一樣，對待生活的態度不一樣，處理也不一樣。我既不悲觀也不樂觀。活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是了。要對得起每一頓飯，更何況這是個這麼有意思的世界。能畫畫多好啊？老了也能畫，不像從事體育或音樂，老了就不能做了。朋友看了你的畫很高興，還能賣錢。臨死前一天畫的畫也有人要。這種職業上哪去找？”
“如果說我這個人有什麼特別一點的話，
那就是我沒有恨，不像當時的政治提倡的那樣，
要恨誰，我沒有。”黃老抽了一口煙斗，陷入沉思半，
晌又緩緩追了一句，“不是我為人寬容才這樣，
而是因為我在真實的生活裡面發現，
人同人的關係不是彼此憎恨的關係。再說，到今天也沒有空去恨，
我有多少事情還來不及做、要趕快做。我現在都88歲了，
我這個小說的人物要寫到60歲，而現在才寫到十幾歲，
怎麼來得及？我花時間去恨他們幹什麼？英國有一個思想家說：
‘不要想到報仇，因為容易影響你的判斷力。’
老想著報仇影響你對生活的判斷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