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葉印尼華僑青年 “回國潮”與“出國潮” (转贴4) (五) “潮湧潮落”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離開印尼回國的華僑青年學生,絕大多數是“新客華人群體”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們在印尼出生,在當地左派華文學校接受教育。在家裡他們繼承長輩愛國愛鄉的傳統,在學校又接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宣傳教育,到高中畢業時,許多人已經是思想左傾的愛國者,在面對人生路向的選擇時,首選是“回國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而多數家長是全力支持的,他們把子女回國看作是實現他們“落葉歸根” 夢想的第一步,因此他們將高中畢業的子女一個又一個地送回國,當印尼發生那場“59-60年的排華事件”時,他們加快步伐,把尚未高中畢業的子女也送上北歸的船上,從而把“回國潮”推上高潮。
1966年蘇哈多發動軍事政變上台,隨即在印尼全國掀起“反共反華浪潮”。正當許多人預計,在印尼華僑社會中必然會引發新一輪大規模的“回國潮”的時候,中國爆發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中國頓時陷入大混亂: ——“打、砸、搶、抄、抓”,無法無天; ——在“上邊”號召下,全國掀起“破四舊”運動,許多古蹟,包括廟宇、教堂等都被砸爛,有些華僑在家鄉的祖墳也被挖掘毀壞,甚至連著名愛國歸僑領袖陳嘉庚先生的墓園也逃不過浩劫; ——也在“上邊”鼓動、煽動和唆使下,不僅同學間、同事間、朋友間互相揭發批鬥,有些夫妻間也互相揭發批鬥,更有甚之,子女揭發批鬥父母的事件也時有發生,全國彌漫著互相猜忌、互相仇恨和恐懼莫名的氣氛; ——派性武鬥,真刀真槍,學校和工廠頓成殺戮戰場,不少無辜群眾莫名其妙地成了槍下冤魂,其中包括一些在國內無親無故、以學校為家的歸國華僑學生; ——學校“停課鬧革命”,學生最初被煽動唆使去“革命造反”,爾後被強制“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在校的歸僑學生也被“分配”到農場“勞動鍛鍊”; ——有些歸僑和僑屬被戴上“階級敵人”/“特務”的高帽,遭到關押和殘酷批鬥,有的致死/致殘/自殺,他們年幼的子女,有的乏人照顧,被迫流浪街頭,淪為乞兒; ——“階級敵人”(也稱“專政對象”)隊伍不斷被擴大。“文革”前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文革”初期增加三個:“叛徒、特務、走資派”,變成“黑八類”;過不久又再增加一個:“臭老九”(“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變成“黑九類”。 除了“上邊”欽點和認可的所謂“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之外,全國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人,許多都被扣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帽子。至於有“海外關係”的人,不少都被貼上“特嫌”的標籤,也被推入“黑九類”之列。以上九類人,統稱“牛鬼蛇神”,在社會上飽受歧視,有的甚至被關進“牛棚”或投入監獄,受到虐待凌辱。他們的子女也受到牽連,上學就業受到歧視,“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幾乎是這九類子女唯一的出路;——…。 消息傳來,令一心想北上報效祖國的許多華僑青年學生卻步,而眾多家長更是一片嘩然。有的家長搥胸頓足,嚎啕大哭;有的一臉茫然,不知所措;更多的是驚慌、失落、傷心、絕望。經過無數不眠之夜反覆思考後,許多家長終於作出幾乎同樣的決定:讓已整裝待發的子女取消回國的行程,並通過各種渠道與正在國內讀書/工作的子女聯絡,勸喻他(她)們儘快申請出國,離開中國大陸。於是,儘管蘇哈多掀起的“反共反華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愈演愈烈,印尼華僑新一輪的“回國潮”非但沒有形成,反而急速滑落,並且很快就悄然湮滅絕跡。 這些印尼華僑作出了他們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他們是堅定的愛國者,“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魂”,堅決拒絕放棄中國國籍身份,強烈抗拒加入印尼國籍。他們積極參加愛國華僑社團的各項活動,熱烈響應“上邊”發出的各種“指示”和“號召”,是這些社團的忠實支持者。 蘇哈多政變上台、中印(尼)兩國斷交、僑界的領袖人物撤離,致使他們陷入孤獨無助的窘境,飽嚐被遺棄的酸痛與苦澀。他們僥倖沒有被捕入獄,但“變天”後的形勢十分險惡,他們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小心翼翼地掙扎求存,頑強地與命運搏鬥。他們期盼反華事件早日結束,同時準備若情況繼續惡化,就跟隨“僑領”的足跡舉家回國回鄉。然而“文革”的爆發,給他們當頭棒喝。“文革”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產物,“隔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他們很清楚,在這種政策環境下,他們在國內、在家鄉都不會有立足之地。 在徬徨、絕望、走投無路的絕境中,他們猛然醒悟必須向聰明機智的鄰居—馬來西亞華人取經學習。印尼和馬來西亞是近鄰,自然條件和宗教、歷史、文化都極為相似,然而,馬來西亞華人的處境卻比印尼華人優越得多。究其原因,固然與馬來西亞華人在國內人口所占比重較大,人多勢眾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是,馬來西亞華人主流社會在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堅決抵制了風靡全球的左傾思潮,與“馬共”斷然劃清界線,實事求是地給自己定位:“立足馬國,落地生根,融入社會,和諧共處,發展經濟,共存共榮。”由於定位正確,使他們倖免陷入狂熱的民族(中華民族)主義和愛國(中國)主義的陷阱,馬來西亞華人寶貴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也因此倖免流失國外。(馬來西亞華人視馬來西亞為自己的祖國,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中,從未出現過大規模的“回中國潮”)。他們以華裔馬來西亞公民的身份組織華人政黨(“馬華公會”),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在國會和政府內,都有他們的代表參與討論和管理國家事務。他們和馬來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終於把馬來西亞建設成為東南亞僅次於新加坡的、經濟發達的民主國家,他們自然也分享了豐碩成果。 “亡羊補牢,未為遲也”。這些印尼華僑終於明白,必須向馬來西亞華人學習成功的經驗,才會安全地、有尊嚴地在印尼生活下去。克服了思想心理障礙,他們於是坦然接受“華裔印尼公民”的身份,立足印尼,以這個新身份為自己以及子孫後代爭取權利、承擔義務。他們更多地關注印尼國內的政治形勢,主動加強與印尼各階層的聯繫、改善關係、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熱情參與慈善事業,巧妙運用剛柔並濟的戰略戰術,有理、有利、有節地合法抗爭,終於站穩腳跟,並在爭取合法權益的鬥爭中取得顯著成績。此外,他們還認真考慮效法馬來西亞華人,成立印尼華裔政黨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這些印尼華僑感歎醒悟得太遲,以致錯過了印尼建國初期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想起了他們過去的“領路人”—“僑領”們,不禁想請問那些“僑領”們幾個問題:在您們“安全撤離”時,可曾想過被遺棄的“追隨者”的處境也同樣艱難險惡?在您們已經“安全撤離”後,又可曾檢討過您們指引的“路向”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印尼華僑的根本利益?…。這些印尼華僑認為,他們過去辨錯方向跟錯人,走了一段荊棘滿途的冤枉路。他們自認倒楣。但使他們痛心疾首的是,“領路人”及其助手們竟然遺下眾多“追隨者”不顧,中途落跑,逃之夭夭…。 “僑領”及其助手們“安全撤離”到國內後的遭遇,令許多人大跌眼鏡。據說,他們適應不了“文革”時期,那種“自己人鬥自己人”的慘酷鬥爭環境,不少人紛紛申請出國,移居香港,在法治的香港社會尋求個人尊嚴和人身安全保障。 一些印尼華僑曾經抱怨“僑領”們沒有帶領他們一起撤離。但如今,“怨氣”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由衷的同情與婉惜,以及慶幸自己沒有跟隨撤離的複雜心情。“僑領”及其助手們匪夷所思的經歷,促使這些印尼華僑堅定了在印尼落地生根、融入當地社會、努力成為名副其實的華裔印尼公民的決心。在他們度過難關、站穩腳跟、事業順利發展後,他們不僅慷慨贊助印尼國內的慈善事業,同時也熱情關心並資助他們昔日的朋友和“戰友”們。 這些印尼華僑/華人適應改變了的形勢,為他們子女的前途和將來,作出新的部署。在印尼的年幼子女不得不入讀印尼學校,但高中畢業後,卻可以有多種選擇。父輩安排他們或入讀印尼大學,或去新加坡、歐、美、澳、紐等國留學,還有的去台灣、香港繼續接受華文教育,讓他們取得專業資格,掌握一技之長,作為日後謀生手段。這些年輕人,後來不少都學有所成,成為專業人士,活躍在印尼社會各個領域。 (六) “出國”前後
五六十年代回國的印尼華僑總人數,以及七八十年代出國的印尼歸僑總人數,至今沒有見到確切的統計數字。有人估計後者是前者的50%以上,更有人估計是70-80%以上。從七十年代初開始,在印尼的許多家長就為在國內的子女出國問題奔波忙碌。 在國內的歸僑申請出國必須公安局批准,各地掌握的標準不同,過程複雜,需時長短不一,從數周到數年不等,有些家長多次寫信催促,甚至親自回國央求,子女才獲放行。而獲准後,多數人第一站的落腳點是香港,少數落腳澳門。 80年代以前,從深圳海關到香港羅湖海關,必須徒步走過橫跨深圳河上的羅湖鐵路橋。70年代初,一對中年印尼歸僑夫婦,踩著路軌間的枕木,提著簡單的行李,拖兒帶女,跟隨著急匆匆的人流往前走,當跨過橋中央邊界線時,他們停步回首仰望祖國的天空,不禁傷心落淚。他們捨不得離開祖國。十幾年前回到祖國時,他們就決心在祖國土地上落地生根,一輩子獻身祖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認真學習“革命理論”,提高“思想認識水平”,努力適應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活環境。在大學時代,他們勤奮學習,與國內同學打成一片,融洽相處;在大饑荒的年月(1959-1962),他們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親身體驗“饑腸轆轆”極為難忍的滋味,把在印尼的親人寄來的食品與同學們一起分享;在勞動中他們不怕苦不怕累,與同學們一起出力出汗。由於表現優異,他們屢受表揚並被吸收入“團”。畢業後走上工作崗位,他們忘我地努力工作,得到好評。爾後他們組織家庭、生兒育女。正當他們憧憬著眼前的“社會主義大道”將會越走越寬廣的時候,“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起初他們也激動興奮地“緊跟”了一陣,但隨著混亂局面迅速漫延,他們先是滿腹疑惑地主動退居一邊當“消遙派”,最後憂心忡忡地決定申請出國。 申請出國的印尼歸僑,許多人做夢都沒想到,回到祖國後,有朝一日會“離國出走”。但為了下一代,他們不得不離開。他們不願自己的子女在充滿歧視、仇恨、猜忌和恐懼的社會環境中成長;更不忍心看到,當孩子長到15-16歲、還不懂得保護自己時,就被強制“上山下鄉、插隊落戶”,被推入環境複雜、陷阱處處的“農村廣闊天地”。關於“插隊”少年(特別是少女)被當地掌握絕對權力的惡勢力凌辱、傷害、摧殘的傳聞太多了,怎麼能放心讓年幼的子女到那種地方去?!“為子女的前途和將來”,是許多已為人父母的歸僑,痛下決心申請出國的最主要的真正原因,也是他們在出國道路上勇敢地面對困難、克服困難的主要動力來源。 更多的印尼歸僑則是因為理想破滅,而加入“出國”行列。他們懷抱建設祖國的理想回國,但“文革”中卻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報效祖國。不少人在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各類學校當教師。“文革”一開始,學校就“停課鬧革命”,學生組織“紅衛兵”,高舉“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教師也積極響應“上邊”的號召,組織“革命造反隊”,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原來他們自己竟然是“革命對象”,是“革命的靶子”,這使他們大惑不解,十分震驚。一些教師(包括歸僑)陸續被隔離審查、關進“牛棚”、遭到批判鬥爭、毆打羞辱,令其他教師惶惶不可終日,生怕下一個輪到自己。他們在驚恐中被迫天天學《語錄》、“鬥私批修”、“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還被迫參加各式各樣的“批鬥會”,批判鬥爭從中央到本單位的大大小小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特務、走資派、三反分子、歷史/現行反革命、國民黨殘渣餘孽、漏網地主、漏網右派、反動學術權威、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 當年印尼華僑青年回國時,潛意識中認為“投奔祖國”就是“投奔祖國親人”,因此很自然地把周圍的同學、同事、領導都當成是自己的親人。他們從思想上無法接受自己身邊竟然會隱藏著那麼多的“敵人”和“壞人”,從感情上他們同情被批鬥的那些人。他們逐漸感到自己身處怪異詭譎、醜陋險惡的環境中,下意識地急欲迴避擺脫,於是很自然地加入“出國”行列。 至於被關進“牛棚”的一些印尼歸僑,被隔離審查幾個月甚至幾年後,查不到任何“罪證”,只好放人。某些“革委會”負責人在宣佈放人的大會上,模仿“上邊”的腔調以“輕鬆、風趣、幽默”的口吻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誤會!”,竟連一句正式道歉的話也沒有,反而要求受委屈的人,“要一分為二看問題、要正確認識自己”、“要感謝組織上幫助查清問題”、“要感謝偉大領袖及時挽救”等等。這些人跨出“牛棚”,即刻奔上“出國路”是合乎邏輯和合情合理的結果。 被分配到工礦企事業單位的其他印尼歸僑的遭遇,雖與分配到學校的人不盡相同,但卻是大同小異。五六十年代從印尼回國的許多歸僑,殊途同歸,最後終於七八十年代都匯聚到“出國路”上。 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還正處於高潮階段,全國仍在極“左”思潮籠罩下,“海外關係”等同“特嫌”,“出國”更幾乎等同“叛國投敵”。因此,當時“出國”是一條“不歸路”,在提出申請前必須慎之又慎,反覆考慮。“申請出國”者,不僅需要“決心”,更需要“膽識”與“勇氣”。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依法管理人民出入國境。“文革” 爆發後,卻關上國門,嚴禁人民出國,以便“清理門戶”、“關門打狗”、“一網打盡”。全國一片“紅色恐怖”,令人不寒而慄,在一些地方引發了“偷渡逃亡潮”。 1971年9月,“偉大領袖”欽定的“接班人”,策劃暗殺“偉大領袖”的陰謀敗露,倉惶出逃,在飛越蒙古沙漠時摔機身亡。國內政局隨即出現微妙變化,一些被“打倒”的老幹部,陸續復出工作,他們提出要“整頓秩序”、 “撥亂反正”。一些敏感的人感應到些微暖意,窺見到朦朧曙光,但這些過分樂觀的人,最終還是要再苦等五年,直到1976年9、10月份,“偉大領袖”病故、“四人邦”被捕、“文革”結束,才盼到了遲來的黎明。 71年底、72年初,關於“歸國華僑可以來去自由”的政策將會恢復實施的傳聞,首先在北京的僑生間廣泛流傳,並迅速散播到全國歸僑界。據說,一位負責僑務工作的資深老幹部,在復出後的工作報告中說,海外華僑具有悠久的革命傳統,對中國革命貢獻很大。近來有些歸僑在運動中受委屈,有些歸僑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解決,因而有一些“意見”。絕不能讓“意見”演變成“對抗”,因此需要有渠道發洩。他提出,讓想出國的華僑通過合法途徑申請,是一條有效的發洩渠道。他還說,想出國探親或繼承財產的,都可以獲得批准。一位在北京的印尼歸僑“人大代表”,證實這篇“報告”的真實性。 然而,印尼歸僑起初的反應並不熱烈。有些人擔心這是五七年“反右”時期的“陽謀”(即“引蛇出洞”、“槍打出頭鳥”)的翻版,因此不敢提出申請。有些人雖然不相信這是“陽謀”,但認為當時中國和印尼沒有外交關係,不可能拿到簽證去印尼,貿然申請出國,國內戶口和糧油配給被取消,印尼又去不了,留在國內連糧食都無處買,如何過活?因此也不敢提出申請。 後來幾位僑生,在特地從印尼趕來的家長陪同並代為申請下,很快獲得批准,發給他們的證件,不是“護照”而是“赴港澳通行證”,他們憑證順利出境抵達香港。在香港,港英政府發給他們只需定期申請延期的“臨時居留證”,並告知他們,在臨時居留期間可以在香港工作,而住滿七年後可以獲發“永久居留證”。 消息迅速在印尼歸僑中散播,於是,申請出國的人流,像決堤的江水噴發奔騰,洶湧澎湃的印尼歸僑“出國潮”瞬即在祖國大地上湧現,並很快達到高潮。 國內對外匯的管制一向十分嚴格(“改革開放”後,管制逐漸放寬)。70年代初獲准來港的人,每人只准兌換幾十元港幣,只夠吃一餐快餐和搭一程的士。既使他們存在國內銀行的錢是剛收到的僑匯,也不准兌換成港幣帶出來。因此,當他們到達香港時,需要即時得到親友接濟。他們正當壯年,實在不願靠接濟為生,因此稍事安頓後,即刻四出活動找工作,但結果經常並不如意。 於七、八十年代從國內移居港澳的這些印尼歸僑,多數都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經歷過各種政治運動和勞動鍛鍊。他們無奈地離開生活/工作了十幾二十年的祖國,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新環境:英國殖民地—香港,和葡萄牙殖民地—澳門。(香港和澳門分別於1997年和1999年才回歸祖國)。在國內,這些“有海外關係的臭老九”飽受歧視,在香港他們又受到另類歧視:港英當局不承認中國頒發的各類學歷證書;一些香港人也以異樣目光注視著這些文質彬彬的中年“大陸難民”。當時許多香港人把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人,不論是偷渡的,還是合法申請的,都認為是“難民”。 他們許多人都已步入中年,一切要從零重新開始,困難很大,加上語言隔閡(他們多數都不諳廣東話),他們在香港最初只能在工廠打工做粗活。因此,不少人有些失落、迷茫、沮喪,但憑著不認輸的一股犟勁,以及海外親友關懷鼓勵和扶持協助,他們很快就振作起來,發憤圖強,努力奮鬥,充分發揮知識的力量以彌補體力的不足。他們研究香港的市場經濟現狀,思考該如何舉措才能在香港立足和發展。他們在國內學的專業,有些在香港有“用武之地”,但需要“智識更新”;有些則根本沒有發揮的機會,不得不放棄,並且需要及早改行學習新技能。他們積極地寫應徵信、應約面試,向香港社會介紹自己、推銷自己;他們惡補英語和廣東話,學習香港有關規程規範,以積極的態度迎接挑戰。 他們的努力、表現和能力逐漸得到香港社會的理解和賞識。許多公司經過嚴格考核,從他們當中聘到了合格的工程師、建築師、設計員、繪圖員、翻譯、會計以及祕書等文職人員。他們在工作崗位上,勤奮、積極、肯幹,因而受到公司器重。他們的薪酬雖然比同等學歷的香港大學畢業生低,但卻比他們在國內的工資(每月人民幣50元左右)高出數十倍,而且他們在香港的薪酬是隨著通貨膨脹、個人能力和表現,逐年調升,與國內工資十幾年“穩定不變”不同,因此他們也相當滿意。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有不少是醫學院畢業、有多年臨床經驗的資深醫生,各專科的都有,如果把他們妥善組織,可以組成一間高質素的大型綜合醫院。但是彈丸之地的香港,容納不了這麼多的醫生,港英當局每年只象徵性地從他們當中甄選幾個人,發給牌照准予行醫,而沒有被選中的許多有豐富經驗的醫生,只好“望醫興歎”,被迫改行。 眾多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絕大多數也不得不改行,除了香港容納不了這麼多的教師這條原因之外,還因為香港的教育體制、理念、價值觀和國內完全不同,使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機會進入公立(官立)學校大門重拾教鞭,只有少數人有機會在私立學校任教。不過,經過不斷努力,他們最終也都找到了合適的工作。 他們當中還有一些人,不願一軰子過著“打工生涯”,決心繼承父輩艱苦創業的精神,白手起家,在香港這片自由天地創出一番事業。他們開辦工廠、養豬場、貿易公司、安老院、賓館、餐館、食品店、服裝店、補習社、髮型屋、傭工中心…等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嚐做老闆的滋味。不少人成功創業,得到豐厚回報。 還有一些音樂學院、舞蹈學院和美術學院畢業的藝術家,則開辦藝術學院、鋼琴學校、音樂學校、舞蹈學校和美術學校等,招收學生傳授技藝,成為自由職業者,也創出了精彩人生。 他們終於站穩腳跟,融入香港社會,在法治的香港社會過著雖不算富裕,但卻充實、自由、安全和有尊嚴的生活。他們的子女也得到良好的教育,不少人中學畢業後考上大學或到國外留學,成為專業人士,有的甚至成為令人羨慕和尊敬的香港政府公務員。 他們不僅可以自食其力,而且還有餘力給雙親寄錢,生平第一次盡孝順、供養父母的義務。在香港住滿七年取得永久居留證後,他們可以隨時申請簽證去印尼探親。一位在五十年代離開印尼回國的工程師,當年在印尼移民廳辦理回國手續時,在“保證永不返回印尼”的“保證書”上毅然簽字畫押。三十年後,他以香港居民的身份,再次踏上印尼的土地。當他跪倒在母親膝下,雙手奉上“紅包”獻給母親時,激動得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母親扶起兒子,灑下了喜悅的淚水,而目睹母子重逢這一感人情景的親友,也都感動得熱淚盈眶。 作者:陳友茂,原印尼巴中59年屆畢業生。 |